职场新人

烟岚轩宇

（一）初为人师

在景德镇二中正式报到后，标志着我已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了，拥有了当时人称的“铁饭碗”。
从一中我家里到二中大概有五、六公里的路程。为了方便上班，我父亲给我买了一辆金狮牌26式自行车。年轻的我，骑上一辆属于自己的崭新自行车，就别提有多神气了，毕业分配时的沮丧也荡然无存了。

8月25日，我如约来到景德镇第二中学，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我来到学校办公室，办公室的老师让我到一楼语文组办公室去找组长周老师。我便下楼找到语文教研组，周老师和几位老师正在聊着天，看到我探头观望，便问道：“是新来的吴老师吗？”我赶紧答应，便迈步走进了语文教研组。周老师在女同志里面算是高个子，年近五十，保养挺好，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她很热情地把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介绍给我认识，我也忙不迭地与那些老师打招呼问好。随后，周老师告诉我，学校安排我上高一年级的语文课，具体班级为高一（3）班和（5）班。这两个班是学校的尖子班，班主任是二中的顶尖数学老师舒冬如和邵昆山。我一听是与这些教学名师搭班，紧张感油然而生。周老师也许是看出我有些紧张，就笑着说：“小吴老师，你不要有压力，你年轻，有活力，有想法，加上你在家有你爸爸指导，还愁课上不好？”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只好应承下了。当时我是想上个差些班的课，先混一年再说。反正一年以后，我就要想办法调离，这可是局长答应我的。但这事，我也不好明说给周老师听。

周老师把教学任务分给我后，就指着一张办公桌，告诉我这张桌子归我用，并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教材，一本教学辅导书。她与我聊了一会天，便回家做饭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爱人姓赵，是二中的副校长，好像是教物理的。
       周老师走后，我在我办公桌前坐下。坐我对面的老师，个子不高，姓王，说话轻声细语。我掏出一包短把蝴蝶泉，发了一根烟给他，然后帮他点上，我自己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上一口，平稳了一下心情。我俩就开始聊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他也是刚从三中调过来的，因为上半年一位江西师大毕业的老师调到报社去了，所以他过来接那位调走老师的高二年级的课。后来我才知道，调走的老师是我大学班主任唐老师的同班同学艾春龙。我俩在后来的交往中，也成了好朋友。

我俩聊了好一会，又来了一位老师，他个子不高，嗓门比较大的，看上去蛮豪爽的。他与我背靠背坐着，我也赶紧发了一根烟给他，并自我介绍了一番。他也很客气地告诉我，他姓彭，就住在二中教工宿舍，这个学期他也是上高一的语文课。后来我与他接触多了，我俩就成了好朋友。有时我上三四节课，不愿回家吃饭，就会到他家去蹭饭吃。

这个时候，万芬也已来到景德镇，并去学校接受了教学任务。江西省陶瓷工业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学制四年，归省轻工业厅管理。这所学校只招收初中毕业的优秀学生，人称“小中专”。她在新的学期，是给二年级财会班的学生上语文课。她的教材和我的教材完全不一样，有几篇课文还是高三教材中的内容。我俩也就进入到紧张的备课当中。只有空闲时，我们就会聊起各自单位新认识的一些人和事。她因住在学校，自然也听到许多的新鲜事，所以一般都是她说我听。

87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了，高一年级的学生属于新生，各班都组织了师生见面会。我也与我的两个班的学生见了面。学生看到我，都很好奇，等见面会一结束，都围在在我身边，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的，我很友善地一一作答。舒冬如老师看到这情景，笑着对我说道：“年轻真好。你看我这老头子就没人理了”。我挠了挠头，笑着回答舒老师：“舒老师，你才是我们的核心啊”。

高一正式上课后，每周我有三天的早读课，7点半就要到学校，这就意味着我这三天必须七点前就要从家里出发，很是辛苦。于是我就告诉舒老师和邵老师，他们两个班的早读课，我就不参加，要么让给英语老师，要么就让学生自行早读。这两位老教师也十分体谅我，就同意我不参加早读课的指导。这样我就比较轻松，有课就去，没课就呆在万芬学校。她的课也不多，只安排了一个班，每周六节课，因为是两节课连堂上，她每周只要上三次课。她告诉我，他们语文组只有四个老师，一位姓谢，是上海人，也是学校副校长。年纪大的老师姓贾，还有一位是江西师大81级的校友姓冯。因她是新来的，安排的课就很少，这样压力也小很多。

转眼就到了9月10日，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节。当时二中发放的教师节慰问物质是每人两斤猪肉。9月15日，我领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7、8、9三个月同时发。每月66元，共领到了198元，发了笔小财。万芬学校的福利比二中要好的多，教师节她们不仅发了物质，还发了钱。这下我心里又有了点落差，心里想，一年后赶紧调出来才好。

我每周十多节课，每天至少两节课。我虽然不坐班，但我每天都得两点一线，十来公里地来回赶路，而且是风雨无阻。有时上完课，感觉有点累，我就会到王国强所在单位，位于中山南路的工商银行去找他聊天，以缓解疲劳。
中学因有升学压力，加上我所上课的班级又是尖子班，也就容不得我去敷衍。我参加过三次高考，更能体会这种压力。现实也就逼迫我认真备课，认真上好每节课，批改好每次作业。在二中的一年，除了没参加早读课的指导，我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所以，二中的领导都准备让我在高二分班时，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当他们听到我要调离二中时，余普华书记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局长好说歹说，才勉强在我的调动申请书上签字。从这一点来看，我也的确从内心感激二中的领导对我的厚爱。

初为人师，有学生簇拥的自豪，也有工作的辛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就是“累并快乐着。”

烟岚轩宇

（二）亦师亦友

在二中的一年，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我每天都在新厂和太白园之间来回奔波，个中辛苦也只有自己知晓。好在我的学生对我很是热情，每天的课间总是围着我说说笑笑，这也冲淡了我些许烦恼，让我体会到了当一名老师的幸福和快乐。

我上课的两个班都很有特点。高一（3）班比较严谨，舒冬如老师平常比较严肃，在班上难得露出笑容，这也让学生比较怕他。实际上他是一位非常幽默、开朗的人，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常被他的快乐的情绪所感染。他班上的学生，我记得不是很多了。我们语文组组长周老师的孩子赵天，一个非常上进的男孩子。每天我走进教室，都会看到他在认真地看书，很少见他课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打打闹闹。上课时，回答问题也比较积极。后来听说他考取了中山大学。

方瑛是我妈妈同学的孩子。那时她家好像住在洪源，离学校很远。小姑娘每天要骑个把钟头的自行车赶到学校早读，从未迟到过。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心生感动，也让我有点惭愧。因为有长辈那层关系，平时我就比较关注她。她也比较喜欢在课间与我交流。一年后，我离开二中，联系就几乎断了。后来不知她从哪里得知了我的电话，她便打电话给我。那次通话，我们聊了好久。我才知晓她在武汉工作。直到她回景德镇探亲时，我们在二十年后，才再次见面。

（5）班的同学，相对（3）班的同学来说，就要活跃多了，加上这个班有几位学生，在三年后考入了陶瓷学院学习 ，那时我已在陶瓷学院工作，自然交流的机会就多了。郑健同学与我接触最多，她在陶院企业管理系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了院报记者团。而我便是院报记者团的指导老师。她在担任院报记者的三年中，写了不少新闻稿。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景德镇分公司工作。一直以来，我们都保持联系。张凯当年就读陶瓷学院机械系。在二中工作期间，我去过几位同学家里，他家我就去过。他家住曙光路上旁，好像是市储运公司的宿舍。他大学毕业去了宁波后，我就未见到过他。直到2017年暑期，我们一家人去普陀山旅游时，他专门开车到机场接我们，并把我们送至舟山的凤凰岛。我们离开舟山时，他又专门开车去接我们，送我们去奉化蒋氏故居游玩，最后还送我们到机场。当时万芬就说，你这二中的学生真是长情啊！

大约在2009年，我调到学生工作处工作时，又有一位学生与我联系上了。她就是吴爱文同学。在高一时，她喜欢写作文，是个文学爱好者，每次语文考试，成绩都能名列前茅。可惜的是，她因家庭的因素，在高二的时候就辍学了。我俩再度重逢时，她已经是《东方女报》的记者了。她采访了不少景德镇的女陶艺家，也写了大量的长篇通讯，也算是圆了当年的文学梦吧。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又投身到农业方面，从事农机和标准化农田改造的推广工作。她的个人成长经历，应该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5）班还有一位同学值得我晒晒。他名叫高翔。在二中一年的教学经历，他并没有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记不清是97年底，还是98年初，当时我已被提拔为陶瓷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有次我去市委宣传部开会，顺便去市委组织部电教科（与宣传部同一层楼）找大学同学谢日元（他已从赣州调到景德镇工作）。在电教科办公室门口，正好遇到谢日元和一位20多岁的高个子年轻人，扛着摄像机要出门。那位年轻人，一看到我，就喊了一声：“吴老师”。我当时愣了一下。他立马说：“我是高翔，二中邵昆山班上的”。我听到后才反应过来。谢日元一听就笑了说：“这世界真小，你们这都能碰上。”2011年上半年，我去省委党校学习时，又遇到他。他也正好在省委党校参加由省委组织部组织的政府领导干部出国培训班学习。在这期间，他很热心地组织了在南昌工作的几位（5）班的同学与我相见，其中有一位是南昌大学法学院的缪晓静。高翔后来发展很好，担任过乐平市市长、珠山区区委书记。现任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新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高一（5）班还有余飞、金建军等人，他们比较顽皮好动，自然也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在我刚登讲台的那一年，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并在我后来的教育生涯中，时时刻刻提醒我，一定要尊重学生，千万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哪怕是学生的行为带有好玩性质，只要不触及违纪违法的，我们当老师的也一定要宽容学生，多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我上课时，喜欢营造互动环节，以活跃课堂气氛。（5）班有位叫范东坡的学生，他身体比较消瘦，比较调皮，喜欢与同学开玩笑。他在上我课的时候，特别喜欢发言回答问题，哪怕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他也会举手抢答。按照教育的理念，这类学生，老师应该是要好好引导，多鼓励。而我却因为教育经验不足，总以为这家伙有点哗众取宠，有瞎捣乱的嫌疑。我已记不清是讲哪篇课文，提问时，我看他他又举起手，就特意点他的名，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结果他东扯西扯，弄得全班哄堂大笑。我看到他还有点得意的样子，就有点不太高兴，板着脸脱口而出“秃驴何在，东坡吃草”。这一下全班更是笑个不停，弄得他立马从有些小得意的神态，变成了有种说不出的尴尬样。我也万万没想到，后来“东坡吃草”这句话，竟成了大家取笑他的话题。大家都误认为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嘲讽他是个草包。从这开始，范东坡在上我课时，就再也没有举手要求发言。我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又因我工作调动的事情，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也就把这事搁下了。每每想起那一幕，我就有点自责。我不就是在卖弄自己知晓一些典故，却忽视这也会造成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可以说这是我刚刚参加教育实践时的一个败笔。

在二中工作的一年，是我三十八的教师生涯中的第一站，有得有失，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与学生在一起，虽然时间短暂，但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当时也就比他们大个八、九岁，也可以算是他们的兄长，所以他们与我在一起也是无拘无束的。用“亦师亦友”来形容，再也恰当不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