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九日

   雾是从山坳里漫上来的。

　　先是薄薄的一层，贴着蜿蜒的资水河面，而后便浓重起来，一团团地涌向迴水湾。
       红砖青瓦的屋檐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如同一幅被水洇湿的水墨画。

　　迴水湾，一个二百多人的小村庄，座落在湘西南的都梁县境内。
       村庄旁是一条资水河，河水清蓝，从都梁城那边九曲十八弯地一路流湍而来，在村庄旁打了个迴旋，又缓缓向西而去。

　　林秀竹站在自家院子的廊檐下，望着河对岸那条若隐若现的盘山公路。那是迴水湾通往县城的唯一道路，也是丈夫李建军离家的路。

　　昨天傍晚的的时候，建军打电话回来告诉她，疫情放开了，工地上赶工期，一百多个人，老板不放走一个，今年怕是不能回来过年了。

　　她听后心里不是滋味。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未初冬的雾天，建军还在家，两个人坐在灶膛前，听着外面的鸟叫声，说着悄悄话。
       他说等赚够了钱，就回来把老屋翻新，再也不出去了。她说不要新屋，只要他能在身边。

　　可是后来，他还是走了。五年了，女儿小雅都九岁了，上三年级，儿子小杰也有六岁，上一年级，建军依旧是每年的年底匆匆回来几天，又匆匆离开。这座老屋，对他而言，越来越像个临时歇脚的客栈。

　　今天是镇上赶集，她得去给儿子小杰买些零食备着。然后早点去地里栽油菜苗。

　　女儿小雅已经醒了，拿了个水杯在刷牙，儿子小杰还在睡懒觉。这小家伙越来越不听话，睡得晚，醒得迟，还动不动不肯吃饭，要喝酸奶，要吃奶油饼干。
      秀竹无计可施。想想自己小时候，生怕做错了事被父母罚，罚的方法是不给饭吃。现在倒过来了，小孩子不吃饭，好像是做父母的哪里有错了。

　　不远处的邻居家传来王桂芬的大嗓门：“二宝，你个懒鬼！还不快些起床上学！等下雾大了看不着路，看我不揍你！”

　　接着是孩子嘟囔的声音和桂芬继续的嚷嚷：“一个个都是讨债鬼！老的少的！没一个省心的！”

　　林秀竹微微摇头。桂芬嫂子三十八岁，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心软。她男人在广东佛山工地，一年到头寄不回几个钱，她和儿子在家里，既种田种地，又照顾公婆。儿子吴卫民，十四岁，读初一，公婆身体又不好，全靠她一个人撑着。村里的人都说她泼辣，可谁知道她背后的苦？

　　王桂芬那边没了动静，隔壁的周元菊家里却传出了小孩子的哭闹声，只听周元菊的声音在大声喝斥：“大宝！你在干嘛呢？你都六岁了，还和小宝抢玩具呐！小心我打你的屁股！”

　　林秀竹又摇摇头。心里有点同情周元菊的境遇。周元菊五十二岁，丈夫去世多年，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女儿在广东打工时认识了一个贵州的男子，不顾她的反对，远嫁贵州。儿子三十岁了，结婚后先后生了两个男孩，两口子把孩子扔给她带着，双双去了广东打工。
       她在家里一边带两个孙子，一边还要照顾七十多岁的婆婆，再种点菜。婆婆类风湿严重，几乎不能自理。很多时候，秀竹见她抱着小的，拖着大的，去桥面上等校车——她的大孙子上一年级。

　　“秀竹姐！秀竹姐！”

　　林秀竹循声望去，只见林春草正沿着小路走来。她穿着一件时兴的红色呢子衣，在这青灰色的晨雾里格外显眼。头发新烫了卷儿，脸上擦了粉，看上去不像个农村媳妇，倒有几分城里人的模样。

　　“哟，正要送小雅上学哩？”春草笑嘻嘻地凑过来，“建军哥有信没？几时回来？”

　　林秀竹勉强笑了笑：“他今年不一定回来。你这么早过来，有事？”

　　“嘿嘿，没事，没事。”春草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嘴角露着讪笑：“一个人，睡不着。无聊死了，无聊死了。”

　　林秀竹瞥了她一眼，没说话。她知道春草的心思。春草是留守在迴水湾最年轻的女人，二十六岁。结婚三年了，肚子还是一马平川，鼓不起来。春草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新楼房，日子难熬。至于她为什么不和丈夫一起外出，没人知道。

　　春草拿出手机，蹲下来划拉划拉，刷着短视频。一边对着秀竹说：“我家吴昆，说年底能发双倍工资，还有奖金。要是多的话，让我去广东住一段时间，不在家过年。”

　　“那挺好。”林秀竹轻声应着，手下不停，替小雅理好书包带子。

　　小雅凑到春草身边看手机，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说笑着。

　　林秀竹看着她们，心里莫名地有些发酸。春草才二十六岁，比自己小九岁，还保留着少女时代的天真和幻想。而她呢？三十五岁，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送小雅和小杰到村口的石拱桥边，校车已经等在那里了。几个女人聚在桥头说着闲话，看见林秀竹来了，声音便低了下去。

　　“秀竹，你家建军今年回来不？”快嘴的张婶问道，“我家老三前日在东莞看见他了，说他混得不错哩。”

　　林秀竹的心猛地一跳，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忙，回不回还不晓得。”

　　“男人啊，在外面赚了钱就忘了家。”张婶啧啧两声，“你可要当心点，我听说...”

　　“听说什么？”周元菊一手抱着小宝，一手拉着大宝，从家里走过来，冷冷地打断她，“张婶，你一天不嚼舌根就浑身不自在是吧？人家建军不是那样的人！”

　　张婶讪讪地闭了嘴，其他几个女人也默不作声了。

　　林秀竹感激地看了元菊一眼，元菊却只是摇摇头。

　　几个女人送走了上学的小孩，纷纷往回走。回去的路上，雾气更浓了，远处的山峦完全隐没在乳白色的雾霭中。林秀竹和元菊走在几个人的后面，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

　　“我来抱抱小宝。”秀竹把周元菊手里的小宝抱过来，说：“嫂子，还真佩服你呐，带两个孙子，还要种地。”

　　周元菊说：“没有种地，就在近旁的地方种点菜，自已要吃呀。”顿了顿，她又轻声说：“秀竹呀，不知你听到没有？村子里很多人都说，你家建军在外面和一个女的……来往得勤快呐。”

　　林秀竹的心猛地一紧，手下意识地地抱紧了小宝：“在哪儿？”

　　“就在他打工的地方呀，村子里的许多男人都在那干工地。”周元菊瞧着林秀竹的脸色，终于还是说了出来：“这种事儿呀，比什么都传得快。”

　　有轻风吹过来了，薄纱般的雾在缓缓飘逸，微风带着深秋的凉意，直往人骨头缝里钻。林秀竹感觉那股凉意从指尖迅速蔓延到全身，让她几乎要打冷战。手中的小宝也差点抱不住。

　　“我来抱吧。”元菊把小宝抱过去，说：“我也只是听说，但我觉得吧，不可能是真的。就提醒你一下子。”

　　林秀竹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心想，难怪大清早的，春草来找她，肯定是想说这事的。她直起腰，看着远处在薄雾中略显模糊的青山轮廓，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婶子，谢谢你提醒我。是真是假，等他回来，一问就知。现在……不去想，没用。”

　　话虽这么说，但一整天下来，秀竹的心里七上八下，在镇上赶集的时候忘了要买什么东西，直到看见一个小孩吃饼干，才想起来要给小杰买饼干和酸奶。

　　元菊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她不是没有预感，只是不愿意深想。如今这层窗户纸被捅破，她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一切安好。

　　她开始有意疏远李建军，不主动给他打电话，李建军打电话回来也不急着去接。倒是李建军把电话打到隔壁元菊那里，元菊拿着老年手机跑过来，说：“我和你说了那事，你和他说了？你们吵架了？”

　　秀竹摇着头，说：“还没有和建军说过。等他回来再说吧。”她接了元菊的老年手机，喂了一声，李建军就在那头火急火燎地喊起来：

　　“怎么的呢你？电话都打爆了，怎么不接电话？急死人了！”

　　元菊的老年机声音大，但通话质量还不错，可以听得出来那头李建军的焦急，惶恐不安。

　　秀竹说：“我的手机掉水里了。坏了好多天了。”

　　“那给你买个新的。我转钱给你……转给谁呢？”

　　旁边的元菊想笑，但没笑出来。

　　秀竹说：“转给春草老公吧，让春草给我。”

　　“好，我去和老板讲，预支工资，给你转五千。你好吗？小雅小杰好吗？”

　　“好。都好。”

　　挂了电话，秀竹的心情好了许多。旁边的元菊说：“也许是别人误会，乱说的吧。”

九日

　　春草的老公叫吴昆，二十八岁的小伙子。他和李建军在同一个工地，工地上还有五六个同村子的人，加上他俩，就是八人。在异地他乡，这些人特别看重老乡，并且还是同一个村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呐。
　　那天晚上下了班，八个人相约着去外面看热闹。其实也不是什么热闹，他们是看美女。
　　白天在工地上挥汗如雨，连一个女人的声音都没有，日子难免枯燥的。八个人洗洗漱漱，脱下工装，换上得体的休闲服，嘻嘻哈哈地去了公园。
　　公园不用消费，很适合他们。八个人走在华灯初上的公园里，像一队小心翼翼的探险家，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柔软世界。晚风送来了公园的花香，撩动着他们的荷尔蒙。
　　他们的眼睛，平日里看惯了钢筋水泥的粗粝，此刻贪婪地捕捉着那些摇曳生姿的裙摆，以及裙摆下白皙的小腿。偶尔有清脆的笑声飘过，便能让他们有集体片刻的失神，喉结不自觉地滚动。
　　他们低声品评着，用最质朴甚至粗鄙的迴水湾土话，把深藏心底的那份对“美”与“女人”最原始的向往与敬畏说出来。那是一种隔着千山万水的眺望，带着自惭形秽的卑微，也带着一丝苦涩的甜蜜。
　　李建军走在稍靠边的位置，看得有些出神，又有些落寞。就在他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一片霓虹灯影时，脚步猛地顿住了。不远处，一个穿着米白色及膝裙、身形姣好的女子正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弯腰说着什么。那侧影，那依稀熟悉的轮廓，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入他记忆的深处，抵触到尘封已久的往事底板。
　　他的心咚咚跳了一阵，那个被尘土和生活掩埋了多年的名字，几乎要脱口而出——张雅。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高中时的张雅，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花，成绩好，模样更是拔尖，像一朵清丽的白玉兰，开在无数少男懵懂的心尖上。情书、告白，明里暗里的追求从未断过，她却总是淡淡的，目光清亮，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疏离。
　　李建军也暗恋她，像仰望一颗遥远的星。他坐在她斜后方的位置，看过无数次她低头写字的侧影，马尾辫扫过白皙的脖颈，那是他整个灰扑扑的青春里，最鲜亮也最遥不可及的一笔。
　　最接近的一次，是某个周末放学，他们巧合地坐上了同一辆返乡的公交车，而且，同坐并排的两个空位。他心跳如鼓地坐着，局促得手脚僵硬。车厢拥挤，偶尔的颠簸让他们的手臂或肩膀轻轻相触，每一次短暂的接触都像过电般，让李建军浑身一紧，血液奔涌。
　　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味，他能闻到她发间若有似无的清香。两人都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谁也没有说话，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羞涩。那段四十多分钟的车程，仿佛被无限拉长，又仿佛一瞬间就结束了。
　　下车时，她红着脸低声说了句“再见”，他则笨拙地“嗯”了一声，连看都不敢多看她一眼。那份甜蜜中带着酸涩的悸动，被他深深埋藏在心底，此后经年，再未对任何人提起。
　　“张……张雅？”他试探着，声音不大，却用尽了他此刻所有的勇气，也唤醒了那段尘封的青春记忆。
　　女子闻声转过头，疑惑地看过来。当她看清站在光影交界处、那个穿着廉价格子衬衫、皮肤黝黑的男人时，眼中先是掠过一丝茫然，随即被巨大的惊讶取代。“李建军？真的是你？”
　　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李建军感到脸颊有些发烫，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在公交车上局促不安的少年。
　　只是，眼前的张雅，早已褪去了那时的青涩，妆容精致，气质优雅，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而自己，一身汗味仿佛还未散尽，与这流光溢彩的城市，与她，都格格不入。
　　短暂的尴尬后，是几句干巴巴的闲谈。他知道了她当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如今在一家企业做高管，日子过得不错，当问到各自的家庭，张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离了，一个人带着孩子”。
　　工友们凑过来，好奇地打量，李建军对她说：我们都是一个村庄的。
　　张雅落落大方地打了招呼，那笑容却让李建军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两人之间那条早已无法逾越的鸿沟。
　　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的邂逅，像投入湖面的一颗小石子，涟漪散去便了无痕迹。
　　然而，从那天起，张雅开始以各种借口出现在李建军忙碌又枯燥的生活里。先是说有些老家的事情想打听，但李建军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迴水湾和张雅的村庄相隔两公里，即使在家，也没那份闲心四处游荡去打听。
　　后来又说公司有零散的装修杂活，看他们能不能做；甚至有一次，她直接开车到了工地附近，给他送了两盒据说是客户送的昂贵点心。“我不喜欢吃这种。”她说。
　　李建军受宠若惊，心底那点属于青春时代的、从未启封的朦胧情愫，被这点点滴滴的“特殊对待”烘得暖洋洋的。他笨拙地回应着，把这当成是老同学不计较身份的仗义。
　　可他看不见，同村那几个男人的眼神，渐渐从最初的羡慕，变成了暧昧。在那些收工后烟雾缭绕的工棚里，闲话像藤蔓一样滋生。
　　“那张雅，是不是看上李建军了呢？”
　　“可不是，又送吃的又给活干，嘿嘿……”
　　“瞧建军那小子，魂都快没喽！”
　　风言风语在狭小的圈子里发酵，吴昆在一次与春草的聊天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她。
　　春草在家里一个人呆得无聊，平时要么去相隔近三十公里的都梁县城逛街，早上去，傍晚回，反正来回车费只要十元钱。要么在家与一些人打麻将，吆五喝六的，日子过得很轻快。
　　迴水湾的人都知道，她与吴昆结婚三年都没怀孕，是迴水湾最年轻的留守女人。按说，这样的小两口，特别适合浪漫的，但春草却不，她既不去广东进厂打工，也不去陪吴昆干活，她有她的难言之隐。
　　其实在结婚后第一年，两边的父母就有点纳闷她的肚子怎么不鼓起来，旁敲侧击地在春草面前说东道西，说谁家的女儿还没结婚就把肚子搞大了，彩礼都少了一大半，匆匆忙忙地嫁过去。说现在这个时代，又不搞计划生育，想生多少就生多少。还说，有人才有世界，人都没有，世界有什么意义？
　　说的对，有人才有世界。问题是，他们并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就是怀不上呀。他们仗着年轻，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又充满了活力，一直处在期待中，这一次无果，就期待下一次，也就没想要去医院查一查。后来春草问以前的几个女同学，女同学问她的大姨妈准时吗？
　　这可把春草犯难了，她的大姨妈并不准时，有时提前一个星期，有时又推后一个星期，最烦人的，就是每次来大姨妈，量多，时间又长，别人的三天就完了，她要一个星期。
　　再后来春草就用手机在网上看些有关怀孕的文章，依样画葫芦，比如夫妻俩的做爱次数在质不在量，姿势上采用女方趴卧位，抬高臀部，或者女方在屁股下垫个枕头，完事后不要急着清理，她都照搬。可就是没有效。
　　她只好把自己的月事不畅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说：“你要早点说啊。这样，我带你去看郎中。”
　　母亲告诉她，那郎中虽不是大医院的名医，但比名医还要出名。好多婚后多年未育的，在他那儿吃几个疗程的草药，就有了孩子，据说名气都传到外省去了，有钱的大老板都开着小车去求医的。
　　也不知母亲是怎么知道那郎中的住处，她只管跟着母亲坐了半天车，找到了那郎中。郎中的确是有名气，修了座十三层的大楼房，在一片红砖黑瓦的两三层建筑群中，显得特别突兀。光那房前的大坪地，停满了各式小车，停不下的，就停在别人家的地坪里，按时收费。
　　郎中七十多岁，白头白須，闭着眼，右手给春草把脉，左手捋着一撮白胡子，一言不发，让人感觉高深莫测的同时，又生出敬畏。
　　把了脉后又看舌头，问月事。最后老郎中说：“没事的，吃三个疗程的草药。”
　　春草问：三个疗程？
　　郎中说：一个疗程七天。三七二十一天。还有，服药期间两口子不要同房。忌生冷和辛辣，多休息。
　　忌口的好办，多休息也好办，不同房，小两口忍了一个星期，就忍不住了。晚上关了灯，睡一张床，又是荷尔蒙正旺的年龄，连多看一眼就有了冲动，哪里忍得住？
　　吴昆说：这郎中不是害人么？
　　春草说：你干脆去建军他们那打工，一个月后再回来。
　　吴昆就加入了李建军他们的打工队伍。一个月后，他回来了，小两口小别胜新婚，他们的肌肤刚一接触，两个人就像着了火一样燃烧起来。这火把春草烧得痛痛快快，放肆地呻吟，吴昆一边用力，一边说着极具挑逗性的土话。这土话粗糙、原始，毫不修饰，地地道道的迴水湾方言，却恰恰穿透了一切文明的表象，直接击中了春草的本能。她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身体在不自主地向上飘升。
　　小两口欢聚几天，吴昆又返回广东，他隔不久就打电话问春草，怎么样？春草叹气说，大姨妈还是来了。吴昆安慰她，不急不急。你什么都不用做，先把身体养好。
　　不急是假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春草就在家十指不沾阳春水地生活着，这次忽然听得吴昆说的李建军在外面有女人的事，心里“咯噔”一下，说：
　　“这事儿可别瞎说，人家兴许只是同学之间的情分。你们在工地上瞎嚼舌根，让人家以后还怎么做人？让林秀竹听到了，那还不得炸了锅？”
　　吴昆本来是想着把这事当作与春草的谈资，没想被春草训了一顿。他缩了缩脖子，嘟囔着：“又不是我一个人说，大家不都这么猜嘛……那张雅对建军，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春草对着手机冷笑一声，“给人送点吃的，介绍点零活，就是看上了？你们这些男人，脑子里除了这点事还能装点别的吗？”
　　吴昆一下子就没了兴趣，连说：“好了不说了。挂了挂了。”
　　春草喊一声慢着，说：“你爸妈老在我面前说想抱孙子，我那边爸妈也着急呢。我看你还是早点回来，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吴昆说：“你不想来这里过年？”
　　春草说：“我又不是没到过广东，我觉得还是家里过年热闹。”
　　吴昆说的事，春草也没对任何人讲，但在和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时，有人就说出来了，还问春草知道不？春草就想起吴昆说的“大家都这么猜”，不由感叹，这种花边新闻，比起任何事情都传播得快。

九日

　　林秀竹的房子与周元菊家并排挨着，都是湘西南一带常见的四排三间两层楼房。两家都在九十年代修建，放在现在来看，已明显的落伍。如今村里许多的别墅式楼房如雨后春笋，这里一栋，那里一座，装修得也气派。

　　王桂芬家的房子与秀竹家也是在一排位置上，只是隔了大约十几米的距离。由于秀竹和周元菊两家挨得近，两家的走动也勤些。倒是王桂芬，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活，自然也没时间与其他人串门闲聊。

　　这一天，村里的主任王之华来迴水湾村庄里串门，发现王桂芬正用轮椅推着婆婆要从堂屋里出来。堂屋有个小门槛，轮椅过不去，王桂芬双手握了轮椅把手，慢慢倒回几步后，猛地一用力又往前推，这一推变成了撞，还是没过去，倒是把轮椅上的婆婆震了一下，婆婆哎哟一声，说：力气怎么这么大？我要被你撞下来了。

　　王桂芬没好气地说：什么撞下来？你自己的双手抓住椅子呀！这么点惊吓都受不了，你让我怎么来服侍你？

　　婆婆说：我的双手没力气呐，有力气，哪会让你服侍。

　　王桂芬提高了嗓门，语气像炒豆子般噼里啪啦：“没力气没力气，一顿饭比我吃的还多，力气哪去了？”

　　王之华的串门，其实是在兑现他去年在村干部换届选举时的承诺。王之华三十二岁，是去年才正式上任的。上任之前，他只是个普通的劳动者。后来结婚了，犹如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就干上了村干部。其中缘由，且容后叙。

　　王之华住在离迴水湾大约两里路的王家井村庄，在选举村干部时，他暗地里来过迴水湾，给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发过红包，每个红包二十元，叮嘱他们在选票上写他王之华的名字。并给出承诺说，当上村干部，会热心为他选票助力的人适当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就隔三差五的拎着个小黑皮包，来迴水湾串门，看看哪家有没有需他帮忙办事的。

　　这下见王桂芬推着轮椅骂骂咧咧，赶紧去帮忙推，一边问王桂芬：“这是你婆婆吧？”

　　王桂芬说：“是呐，年前中了风，走路都走不稳了。刚才说要出来晒太阳，晒了太阳又说要回屋，不到半小时，又说出来晒太阳。这不是折磨我吗？”她说着说着又来了气，对着婆婆数落起来：“我守着你也没用哪，田里地里好多事等着我去做，不去做哪来吃的？天上掉下来？”

　　王之华赶紧劝慰她不要说下去了，说老人家也不愿意这样拖累子女的。说完问一句：你们给婆婆办了残疾证吗？

　　王桂芬说没有办，也不知道怎么去办。

　　这时候，春草从不远处的一个拐角走出来，她看到了提着黑色公文包的王之华。

　　她没见过王之华，只听别人说过王之华这个名字，还是村主任。她不由得走近来，见王之华年轻，长相还有点帅气，心想这样的村干部还差不多，至少看起来让人舒服。

　　王之华一抬眼也看到了春草，一时咦了一声，又呆了一呆。据后来两人在都梁城的一家宾馆开房，王之华对春草说，第一眼就喜欢你了。春草听后高兴得很的。这是后话，且容后叙。

　　王之华问春草：“你是哪个？”

　　春草说：“我是我呀。你是哪个？”

　　王之华笑起来，哈哈哈的，说：“我是王之华，村主任。你是找我吗？”

　　春草说：“原来是王主任。我找你干嘛，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去秀竹家串门。”说罢抬脚就往秀竹家这边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只见王之华也转头看她，还对她礼貌地点点头。

　　春草是接了老公吴昆的微信视频，告诉她转了五千元，是李建军给林秀竹的。

　　春草脚步轻快地走到林秀竹家门前，见大门虚掩着，便径直推门进去，一边喊道：“秀竹姐，在家不？”

　　林秀竹正在里屋洗衣服，闻声走了出来，手上还沾着些水珠。“是春草啊，快进来坐。我正在洗衣服呐。”

　　春草在堂屋的一把木椅上坐下，掏出手机来划拉，一边告诉她，李建军托吴昆转了五千块钱回来了。“我把钱转给你。”她说。

　　林秀竹听得自己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知道那五千元已经转过来。只听春草又说，“我刚过来时，看见王主任在王桂芬嫂子家那边，好像在说给她婆婆办残疾证的事。”

　　“残疾证？”林秀竹有些疑惑，“办了那个有什么用？”

　　“听说能有补贴呢，而且以后看病报销可能也多些。”春草解释道，“王主任正帮着办理。桂芬姐一天到晚伺候婆婆，也真是不容易，有个证多少能减轻点负担的！”

　　两人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和王之华的声音：“秀竹嫂子在家吗？”

　　春草和林秀竹对视一眼，林秀竹忙应道：“在呢，王主任，快请进。”

　　王之华提着那个小黑皮包走了进来，看到春草也在，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朝她点了点头，然后对林秀竹说：“刚在桂芬嫂子家，说到给她婆婆办残疾证的事。我看你们家……”他话没说完，意识到林秀竹家似乎没有需要办证的老人，便停住了。

　　“我家老人评不上的。”林秀竹接口道，“四肢健全，还种田种地呐。”随即想起春草刚才的话，便问：“王主任，办那个残疾证，具体有什么好处？”

　　王之华正好借此展开话题，便在旁边的椅子坐下，详细说道：“好处不少。首先是可以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主要是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钱嘛，虽然不算特别多，但对困难家庭也是个补充。

　　其次，以后去医院看病，一些康复项目报销比例可能会高一点。像桂芬嫂子婆婆那种中风后行动不便的，评个三级或者四级残疾应该没问题。”

　　他这边正说着，隔壁的周元菊大概是听到主任来了，也循声走了过来。她一进门就听到“残疾证”、“补贴”这几个词，立刻上了心。

　　“王主任，”周元菊插话道，“你刚才说办残疾证有补贴，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政策规定的。”王之华肯定地回答。

　　周元菊顿时来了精神，对王之华说：“王主任，那你也得帮我们家办一个！”

　　王之华问：“你们家是谁要办？”

　　“我婆婆，李秀英啊！”周元菊声音提高了些，“她年纪大了，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一身都是病，现在下地走路都难，离了轮椅根本不行，我看比桂芬家婆婆好不到哪里去！她能办，我们家婆婆李秀英肯定也能办！”

　　林秀竹本来只是随口问问，被周元菊这么一带动，再想到自己丈夫在外辛苦打工，与周元菊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家都是守着家、带着孩子、伺候老人的女人，不容易。于是她也帮腔道：“王主任，元菊说得在理。李秀英婶子身体确实也不好，您看看是不是能一起帮忙申请一下？”

　　春草在一旁看着，觉得有趣，也笑着附和：“是啊王主任，一碗水要端平嘛。能帮的都帮一下。”

　　王之华看着面前三位妇女，尤其是春草那带着笑意的目光，让他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他沉吟了一下，心里快速盘算着办理的标准和流程。王桂芬的婆婆是明确中风偏瘫，行动障碍明显。周元菊的婆婆李秀英，他有点印象，去年拉票选举时，他见过，是与偏瘫差不多，也是坐轮椅的。

　　面对众人的要求，尤其是刚刚树立起“为民办事”形象的自己，他只好点点头，脸上露出沉稳的笑容：“好，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回去就仔细研究一下政策，看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怎么申请。”

　　周元菊一听，脸上笑开了花：“那就太谢谢王主任了！还是王主任为我们着想！”林秀竹也松了口气，觉得办成了是件好事。

　　春草看着王之华从容应对的样子，觉得这个年轻主任确实有点本事，心里对他的好感又添了几分。

　　王之华又交代了几句需要提前准备的户口本、身份证、病历等基础材料，便起身告辞，说还要去村里其他几户看看。他走出林秀竹家大门时，目光不经意地再次扫过春草，春草也正看着他，两人视线一碰，又迅速分开。

九日

　　王之华走了后，王桂芬就去了林秀竹家，春草和周元菊都在，还在议论着残疾证的事。她不知道这个残疾证有什么用，春草告诉她，有了残疾证，按照家庭的困难程度，就可以申请低保。

　　说起低保，王桂芬马上就懂了。吃低保是许多人的盼望，手里有一点点钱的人都想吃低保呐，何况真正贫困的人。她问春草：

　　“那我们家应该也符合低保条件的。对不？”

　　春草问她有没有和王之华说过家里的事情？王桂芬说没有。春草叹了口气，说：刚才王之华还在你家的呀，你怎么不说呢？

　　王桂芬说，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呢？要不哪天你陪我去他家说道一下？

　　春草听罢心头莫名的跳了一下，说：这个……这个嘛，是你的事，最好你自己去的。

　　王桂芬心里就盼着王之华会早一点把婆婆评个残疾，然后再来个低保。因为家里实在是入不敷出。她老公只是个在工地上干杂活的，一年到头寄不回多少钱，婆婆几近瘫痪，公公也是肺气肿，一干活就喘得厉害，儿子还在上学。这个家，几乎全靠她在顶着。很多时候她心烦意乱，甚至有点灰心丧气。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身累心也累。

　　可是一连好几天，王之华没来迴水湾串门，王桂芬心想是不是王之华把这事给忘了？她想来想去，就去找春草。想让春草陪她去王之华家里一趟。她看得出来，那天王之华到她家串门遇见春草，脸上的表情和眼神是很不一样的，有点另眼相看的味道。她是过来人，哪里会不清楚。

　　春草在家里正敷着面膜，躺在沙发上摇头晃脑听音乐。王桂芬见了后吓一跳，说：春草，你这样子像戴了个面具呢。

　　春草说，这是面膜。能让皮肤水嫩，不显老。

　　“我知道。”桂芬说，“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有个表妹也用的。”

　　春草哦了一声，说：桂芬嫂，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平时都累死累活的，三十几岁都活成老太婆了。

　　桂芬叹息道：“有什么办法呢？家里是这个样子，你石头哥又赚不到钱。”顿一会，又说：“是这样的，我想让你陪我去王主任家一趟，那个残疾证的事。还有，再让王主任帮帮忙，看能不能评个低保？”

　　王桂芬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春草的心上。她看着王桂芬那过早爬上皱纹的脸，和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变形的手，到嘴边的推辞话又咽了回去。她揭下面膜，露出一张水嫩的脸，叹了口气：“桂芬嫂，不是我不帮你，是……哎，算了。我找个机会帮你问问王主任，但话得说在前头，我只传个话，成不成，可真不敢打包票。”

　　王桂芬一听，黯淡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一把抓住春草的手：“哎哟，春草，谢谢你！只要你肯开口，就一定有用！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春草的手被王桂芬攥得生疼，她有些不自在地抽出来，心里那股莫名的跳动又来了。“这样吧，”她看了眼窗外，“择日不如撞日，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不过，”她强调道，“到了那里，主要还是你说，我在旁边帮你敲敲边鼓。”

　　王桂芬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好好好！你说怎样就怎样！”

　　这个时候正是傍晚，夕阳将西边的天空晕染成一幅巨大的绸缎。云霞被镀上了金边，层层叠叠，由绛紫渐变为橘红，再融进远处淡淡的瓦灰色里。

　　春草骑了电瓶车，心里盘算着如何说辞，既充满希望，又七上八下。王桂芬坐在后面，近距离地打量春草，见她颈脖白皙红润，水嫩得似豆腐脑。又闻着春草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突然就有悲从心中生的感觉。春草说的那句“你平时都累死累活的，三十几岁都活成老太婆了”的话，此刻深深地刺痛了她。想想自己比春草大一轮，这样的年龄段按说也不是相差甚远，但从外表来看，春草像个未经人事的小姑娘，而她自己，真是老太婆了。她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复杂的酸楚，但很快又被对低保的期盼压了下去。

　　王桂芬没到过王之华的家，但她知道王家井的院落。两人进入王家井村庄后，一路打听，找到了王之华的家。

　　王之华刚好吃过晚饭，他右手里还拿着牙签，对着嘴里捣鼓着。见到门口的两人，他明显愣了一下，尤其是看到春草，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和不易察觉的欣喜。

　　“哟，稀客啊，你们俩怎么一块来了？”他侧身把她们让进屋，目光在春草脸上停留了片刻。

　　这时从旁边屋里走出来一个女子，约摸三十来岁，有点肥胖。王之华对她只说了三个字：“迴水湾的。”那女人听罢眯着眼，打量着春草好几秒，复又进屋去。

　　春草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抢先开口，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熟稔：“王主任，打扰你休息了吧？是桂芬嫂，心里惦记着婆婆残疾证和低保的事，急得跟什么似的，非要拉着我一起来再问问你。我看她实在不容易，就陪她走这一趟。”

　　她巧妙地把“自己想来”变成了“被拉来”，把自己摘了出去，同时又点明了来意。

　　王桂芬连忙点头附和：“是是是，王主任，给您添麻烦了。我就是想问问，我婆婆那个证……”

　　王之华“哦”了一声，示意她们坐，自己慢悠悠地坐到桌边的藤椅上，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这个残疾事啊，我记着呢。很容易的，桂芬嫂带婆婆去医院住几天院，医院就有个诊断书的。拿到诊断书后可以交给村里，村里再往上级送。至于低保，这事不是那么简单，光我说了不算，得按程序来，村里要开会评议，材料也要齐全。”

　　他的话滴水不漏，官腔十足。

　　王桂芬一听就急了：“程序……那，那要什么材料？我们都可以去办。”

　　春草在一旁看着，知道王之华这是在拿架子。她适时地插话，声音软了几分：“王主任，桂芬嫂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确实是困难。她一个女人家，撑起那么个家，不容易。你看，能不能帮着想想法子，看看这程序怎么走能快当点？”她的话像是在求情，又像是在点拨。

　　王之华的目光转向春草，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些。“春草你都开口了，这个忙我肯定要帮的。”他放下茶杯，对王桂芬说，“这样吧，明天你到村委会来找我，我把需要哪些材料，具体怎么弄，详细告诉你。至于评议嘛……”他拖长了语调，“我会在会上帮你着重说明一下情况的。”

　　“谢谢王主任！谢谢！”王桂芬激动得就要站起来鞠躬。

　　“先别急着谢。”王之华摆摆手，视线却又若有若无地飘向春草，“事情成不成，还得看最终评议。不过，春草啊，”他话锋一转，“下次要是有什么事，你自己来问也行嘛，不用总拉着别人。”

　　这话听起来平常，却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春草和王桂芬各自的心湖，漾起了不同的涟漪。春草的脸上飞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含糊地应了一声。王桂芬则是心里“咯噔”一下，隐约感觉到，事情的关键，似乎并不完全在于她家的困难，而在于身边这个陪她来的女人。

　　从王之华家出来，风儿一吹，王桂芬感到一阵轻松，仿佛压在心口的石头被挪开了一角。她再次向春草道谢：“春草，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春草却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望着远处山峦黑黝黝的剪影，心里有些乱。王之华最后那句话，像是一种暗示，也像一种交换。她帮王桂芬争取到了一个“着重说明”的机会，但自己也似乎被更紧地拉进了与王之华那种微妙的关系网里。

　　两人上了电瓶车，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她回头看了一眼身边因为看到希望而有点面露喜色的王桂芬，心里默默叹了口气：这第一步算是走出去了，可后面，真的会顺利吗？

九日

　　日子像资水河的流水，不疾不徐，不波不浪地流淌而去。半个月过去了，王桂芬每天都在牵肠挂肚中焦躁而不安地渡过。她与春草从王之华家回来的第二天起，每天在天蒙蒙亮时就醒过来。心里揣着事，睡得就不踏实。那份由王之华口头承诺、经春草的面子担保而来的希望，像揣在怀里的一只暖水袋，温度是有一点，但捂久了也让人心神不宁。

　　她按照吩咐，去过村委会。王之华倒是没食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着表格的纸，用笔在上面划拉着：“喏，桂芬嫂，按这个去准备。户口本、身份证这些你家里有，婆婆和公公的都要。关键是这个——”他用笔尖重重地点在“残疾等级鉴定证明”和“家庭收入情况证明”两栏上，“要带老人去县医院指定的科室做检查，拿到医院盖章的鉴定书。收入证明嘛，要石头打工那个工地或者公司出具，盖红章。”

　　王桂芬双手接过那张纸，仿佛接过一道圣旨。字她都认得，可组合在一起的要求，让她眼前发晕。要带老人去县医院？我的天呐，那得花多少气力哟！车费倒不是问题，现在这地方的政策好，凡是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坐公交车免费，只需刷老年乘车卡。问题是两个老人需她一人照顾，顾得了婆婆，顾不了公公，再就是两个老人的检查费，至少也得四五百元吧？家里穷得一百元都拿不出，经常拆东墙补西墙，老公石头在广东干工地，每个月只寄回一点生活费，还说是和老板说好话，预支的工资。至于要石头工地公司的红章，那更是不好办的，石头说过，每个月可以在公司预支工资，年底回家过年时，公司也就发百分之九十的工钱，剩下的来年再补发。估计这红章，没哪个老板肯给他盖下去。

　　“王主任，这……这收入证明，石头他……估计不好办。”王桂芬嗫嚅着，声音越来越小。

　　王之华端起茶杯吹了吹气，眼皮也没抬：“那就让他找个能盖章的地方嘛，总有办法的。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我不能给你搞特殊化，不然别人要有意见的。”他话说得冠冕堂皇，堵住了王桂芬所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揣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纸，王桂芬走出了村委会。阳光有些刺眼，她却觉得浑身发冷。第一步的兴奋感迅速被现实的沉重所取代。

　　她没直接回家，而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春草家附近。院门关着，静悄悄的。她站了一会儿，终究没去敲门。春草已经帮了她一次，把她领到了王之华面前，她不能再开口了，那晚王之华最后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她心里，也让她隐约明白，春草的“面子”是用一次少一次的，不能无限透支。

　　接下来的日子，王桂芬开始了她在镇、村、家三点之间的奔波。她在一个清晨，先把婆婆用轮椅推到村口的大公路旁，然后把轮椅固定，让婆婆不要乱动，自己再往回走，去搀扶蹒跚着跟上来的公公。公交车来了后，她先把公公扶上车，公公的脚踏上去后使不了劲，她在下面用肩膀扛了公公的屁股用力推，让他往里面找座位，再把婆婆从轮椅上背起来，上车时喊婆婆用双手箍住她的脖子，她腾出一只手来抓住车门，左脚踏上公交车的门板，右脚用力一蹬地，嘴里“嗨”地一声，就把婆婆背上车了，所幸还有空座，把婆婆放在座位上，又赶紧下车把轮椅折叠起来，提上车。一路颠簸到了县医院，挂号、排队、检查……每一个环节都像一道关卡。婆婆做鉴定时，需要抬上抬下，她一个人咬牙硬撑，汗水混着泪水往肚子里咽。公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叫号的间隙，喘得像拉风箱，引来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她心里愧疚得低下头，只怪自己和老公没本事赚钱，让生病的公公如此受罪。

　　最让她绝望的是“家庭收入情况证明”。她给丈夫石头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丈夫比她还愁：“盖章？我找谁盖去？老板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面，包工头见我们都躲着走，怕我们讨工钱，还给你盖这玩意儿？”夫妻俩在电话里吵了几句，最后以石头的沉默和王桂芬压抑的啜泣告终。

　　事情的转机，来自一个叫李迪农的人。

　　李迪农是迴水湾人，四十六岁，单身。此人与迴水湾的其他男人不同，他不出门打工，在家种西瓜，种草养牛，把自家的水田围成池塘养鱼，日子倒也过得忙碌又充实。

　　由于养牛有股腥气，他在离迴水湾村子不远的地方修了个大棚子，那里也有他自家的水田，把水田改造了一下，围成池塘。棚子里关牛，池塘里养鱼，养王八。他的吃住也在大棚里。

　　2019年年底时，疫情开始，在某个深夜，李迪农的大棚里来了个哑巴女人。这女人穿得破烂又脏兮兮，一个劲地打着吃饭的手势。此时是隆冬，天气极寒，哑巴女冻得瑟瑟发抖。李迪农心头一软，打着手势让哑巴女进入棚子。

　　大棚里虽然简陋，但四周用砖砌成，又生着木炭火，比外面暖和许多。李迪农给哑巴女下了一碗面条，哑巴女呼噜噜一下子就吃完了。吃相让李迪农这个见惯了苦日子的农村汉子也为之动容。吃饱后，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要磕头，被李迪农慌忙扶起。安排她在堆放的饲料台上将就一晚。

　　这一"将就"，就是大半个月。哑巴女很勤快，天不亮就起来帮他喂牛、清理牛棚，还把大棚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李迪农发现，她虽然不会说话，但很聪明，教她什么一学就会。

　　看着她身上那件破烂不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棉袄，李迪农心里不是滋味。在一个赶集日，他骑着摩托车，带她去了镇上挑了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套是厚实的藏蓝色棉裤和暗红色棉袄，一套是干活穿的深灰色劳动布衣服。后来还带她去都梁城的医院检查身体。医生检查后说，她是后天性的因故失语，可能是小时候发烧或其他疾病导致的。声带并无大碍，但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虚弱。李迪农让医生开了一些药，又买了一些补品，每天忙完农活，把药和水递到哑巴女手里，看着她服下。

　　哑巴女人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的气色渐渐好起来，脸上有了血色，甚至偶尔会对李迪农露出极淡的、转瞬即逝的笑容。她把大棚旁一小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青菜。她手脚麻利，把李迪农这个原本只是功能性的养殖大棚，打理得愈发有了烟火气。

　　后来又不知为何，镇上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要把哑巴女带走。李迪农懂得一些常识，知道自己收留来历不明的人是不妥的，但他想知道哑巴女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上面找到哑巴女的亲人了，要把她送回去？

　　民警告诉他，说是接到匿名举报，反映迴水湾有人收留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员。至于带去哪里，目前还不知道哑巴女是哪里人，不识字，无法沟通。只能送去收容所。

　　李迪农试图解释："警官，她在我这儿挺好的，能干活，也不惹事……"

　　"李大哥，不是我们不通融。"年纪稍长的民警无奈地说，"这按规定，身份不明、无法沟通的流浪人员，我们得先送到救助站去。这是程序。万一她家人正在找她呢？救助站能帮她寻找家人。"

　　哑巴女人似乎听懂了什么，突然跪下来，抱着李迪农的腿，眼泪直流，嘴里"啊啊"地哀叫着，使劲摇头。那场景，连两个民警看了都有些不忍。

　　但规定就是规定。最终，哑巴女人还是被带上了警车，送往去了上一级的救助站。

　　此后，李迪农萎靡不振，他把牛卖了，把鱼塘转让给了迴水湾的一位老人打理，自己跑去都梁城的救助站。

　　那天王桂芬手里拿着公婆的身份证和检查报告，她都不记得是第几次来村委会找王之华了。但王之华要么不在，要么皱着眉头，说她的材料不完善，收入证明一定要的。走投无路的她真想哭一场，为了公公婆婆的低保，她已经走得太累，也太无助了。

　　这时候李迪农来了，他是来村里开证明的。哑巴女被送去了地区一级的救助站，他在救助站旁租了房子，要求每天见哑巴女一面，并承诺，如果哑巴女找到了亲人，他就离开。救助站的人就要求他回家开个曾经收留哑巴女的证明。

　　李迪农见到了一脸无奈的王桂芬，问她在村委干什么？王桂芬就把事情说给了李迪农听。李迪农拿过她手里的材料看了看，不屑地说：“这事儿好办的，两位老人的病情符合标准，家庭里只有石头哥一个人赚钱。嗯，好办的。”

　　他把王桂芬领到王之华的办公桌前，用手掌把材料纸“啪”的一声拍在桌上，说：“王之华，把这个办了。”

　　王桂芬吓得愣住了，她没想到李迪农直呼王之华的名字，而且还底气十足。

　　王之华抬眼看见是李迪农，忙堆上笑，说：不是还差一个家庭收入证明嘛。

　　李迪农说：是差给你买条烟买瓶酒吧？

　　王之华说：你说哪里话，嘿嘿，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哪会那么做？

　　李迪农说：根据最新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对于无法提供正规收入证明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采用村民代表评议、实地走访等方式综合认定收入情况。不是一定要那个红章！”

　　王之华说：是吗？还有这样的规定的？那我真的不清楚的，嗯，这样，先放这里，我们村委要讨论一下的，然后实地走访。好不好？

（未完待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