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四十一）印象里的鹅中

在鹅湖中学住了五年，读了六年书，期间发生的趣事也有很多。在老同学董春雨的“高压威胁”之下，我坐在烟岚轩里，听着贝多芬柔美动人的《致爱丽丝》，脑海里按照董同学的提示，不断地去搜寻那些遗落的记忆，重现鹅中的模样……

2014年11月1日，我们81届至83届高中毕业的同学相聚在鹅湖中学，这是我自82年离开之后，第一次回到这里。走进学校，映入眼帘的一栋高大的教学楼，十分气派。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陌生，全然没有了过去的模样。虽然我也知道，32年的风雨，不可能没有变化，但我依然希望她能保持往日的神韵。哪怕有些地方还是那样残旧，它依旧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鹅湖中学背山面水，又处交通要道边，是块风水宝地。老的鹅湖中学其实进大门后，只有三大排房子，其两侧有四栋房子。从大门往校内走去，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高大的冬青树，长得很高很茂盛。左侧是操场，右侧是一片树林，树木也长得十分粗大，树林边还立有单杠和双杠。正对着大门的就是行政楼，说是行政楼，其实也有老师在那里居住，万重斌老师一家就住那栋楼的一楼。这栋两层小楼的东面是一栋平房，三间大教室，最东头的教室，就是我的初三教室。其西侧有两栋平房，最西侧一栋的是我上初一的教室，中间那栋是我上初二的教室。每栋平房都是三间大教室。这一排四栋房子呈一字排开。这条通道好像是学校的中轴线，直接通过行政楼一楼往后，一直延伸到第二排房屋，通道两边也有两排高大的冬青树。两侧分别有两块空地，是学生平时活动的场所，东侧的空地有两张用水泥砖头垒起的乒乓球台。东侧靠山边有一栋平房，这便是男生宿舍。西侧的空地，后来装了一副排球网架，供大家打球玩耍。

空地边上就是厕所，我读初一时，全校就这一间厕所，课间上厕所都得排队，这也难怪男生晚上内急，就在宿舍靠山一侧解决。夹道的冬青树尽头，是男生宿舍通往食堂的一条泥路。这条路边上，便是学校的第二排房屋，这第二排房屋由三栋平房一字排开。最东边的是一栋教工宿舍，主要是给家不在学校的老师居住的。当年我家还未搬到鹅湖中学时，我爸爸的休息间就在这栋平房里。中间一栋的最东头，是学校总务处所在地，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米，就是在这里换成饭菜票的。然后就是两间女生宿舍，每间宿舍也比较大，可以住上三、四十号人。这栋房子最西边隔着路，正对着的就是学校敲钟的地方相对。说是敲钟，其实就是从农机厂弄来的一块钢块，敲击出的声音十分清脆，很有特点。我们每天就是听钟声行事的。再往西面走，地势比较低，要下个缓坡，就到水井和食堂了。学校有栋较老的大礼堂与食堂形成了一个丁字形。我爸爸开讲坛讲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从通道尽头，再往后面走，就正对着一栋两层楼的房楼。楼上楼下各有三间大教室。楼下东西两侧，正对楼梯口也有两间大房间，据我爸爸说本来是用作老师集体办公用的，后来都用作老师居住。我的英语老师梅老师就住在这里。一楼靠东边一间教室，还用作过高中女生宿舍。这栋楼的东边和后面，就是山了。不过东边的山势比较缓，没长什么茅柴，基本上都是杂草。一到冬天，山坡上的杂草全枯了把这些草踩踩平，也就成了我们午饭后休息的地方。冬日的晴天，我们三三两两躺在上面，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也有不少女生也会到这里休息。后来，学校为了解决学生上厕难得问题，就在这边和第一排教室最西边，分别建了两个新厕所。这栋教学大楼的西边，就是一排教工宿舍。2014年，我去鹅湖中学时，那排房子还在。当时彭校长、罗来科老师、程会计、胡忠友、小汤师傅（电工）和我家，就住在那里。

学校沿马路的围墙西侧，与笔杆厂临近的地方是养猪场，后来那地方还建起了教工宿舍楼，砖瓦窑也在那边。

那时的校园虽没有塑胶跑道什么的，但该有的体育设施，基本上都有。校园里也是绿树成荫，但除两边的树林，大多数是高大的柳树。校园里的没有水泥路，全都是泥路，但下雨天也不会成为泥泞路，这一点真的让我有点惊奇。

这就是我记忆深处的鹅湖中学，与现在的鹅湖中学有很大的出入，但从中也可看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有了大的发展。

烟岚轩宇

（四十二）鹅中趣事拾遗

在鹅湖中学读了六年书，我也从一个懵懵懂懂少年慢慢长大成了一名喜欢逐梦青年。这期间有许多的趣事发生。

（一）迷人的电视

     大概是1979年下半年，鹅湖中学从市里教育局接受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估计有20好几吋，还是木框的。那可是个稀罕物，学校把它放在行政楼二楼西头的大会议室，并叫小汤师傅弄了根长竹篙，装上天线，固定在窗外。当天晚上我们所有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和小孩，全都挤到那间大会议室等着看电视。等小汤师傅把电视机打开，立即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满屏全是雪花点。有几个小一点的教工子弟，就在电视机前跑来跑去，兴奋地很。小汤师傅忙的满头是汗，弄了好半天，也没有图像出来。老师们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并上前帮忙。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摆弄起天线来，突然，电视机里传来了声音，那雪花点也变成了模糊的图像来。这时小汤师傅就把天线摇来摇去 那图像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糊涂。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位置，电视机的图像清晰，声音纯正，没有任何杂音。

这下会议室里立马安静下来，大家静静地看起电视节目。当时放的节目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是苦了小汤师傅，他用手控制绑有天线的竹篙，一下都不敢动，生怕一晃动，电视信号又不好了。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师说拿个镜子来，让汤师傅看镜子里的图像。不过第二天，汤师傅就把天线的事处理好了，看电视时再也不用他去控制天线了。我记得后来我们看了一部电视剧，名叫《大西洋底来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剧，而且是每周都在固定的时间，守在电视机前，比原先看露天电影还要积极。那电视剧播放也很准时，到点就播放，这点让当时的我十分惊讶。《大西洋底来的人》是部科幻剧，讲一个能像鱼类在水里生存，还有超能力的生物，长得和人一样，他来到人类社会，与一个女科学家一起去探索海洋奥秘的故事。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科幻故事，科幻世界里的离奇事物，充满着迷人的色彩。这也是我在上大一时，一度迷恋凡尔纳小说的原因。后来家长们看到孩子们一到晚上，就迷上看电视，怕耽误了学习，就建议学校每周只有周六周日晚上，才能放电视。

（二）神奇的录音机

    与电视机同时划拨到鹅湖中学的还有两台盒式录音机。两个与稍宽点的砖头大小的黑盒子，更是神奇地要命。我记得学校接受电视机和录音机的那个晚上，爸爸带了个黑盒子回家。他笑着对我们说：“快过来，给你们看个宝贝。”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只见爸爸把那黑盒子拿出来，那黑盒子上半部是一个空仓，下面有五个按键。爸爸按了一个健，那空仓的盖子便弹开了，爸爸把一盘磁带放进去，然后关上舱盖，再按上一个带红圈的健，让我们说话。过了分把钟，爸爸按下一个暂停键后，再按下一个倒带健，倒好带后，再按下前进健，只听到我们的声音从那黑盒子里传了出来，这可把我们惊呆了。我们兄弟俩看着这黑盒子，怎么也想不通我们的声音是怎么弄进去的。这时，我爸爸告诉我们，这黑盒子叫录音机，并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这录音机的使用方法，包括各种按健的名称。那个晚上，我和弟弟不知道录了多少遍我们自己的讲话。

      没多久，梅老师上英语课时，也带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录音机到课堂，放英文磁带给我们听。学校还弄来了几盘音乐磁带，我爸爸也带了一盒回来，放歌曲给我们听。后来因学校教学要用，那台录音机就交还给学校，主要用于英语教学。

     （三）听评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人小孩最重要的娱乐项目就是收听小说连播节目。每天中午吃过午饭后，大家就会准时收听小说连播节目。从刘兰芳的《岳飞传》到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再到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放在窗台上。我的许多同学也都会围过来，聆听小说连播，成了鹅湖中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可能已经很陌生了。但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特有的记忆，也是关于我们青春年少的记忆。刘兰芳的《岳飞传》中“枪挑小梁王”让人热血沸腾；单田芳《隋唐演义》“秦琼当街卖锏”使我们感到英雄落魄时的豪杰气慨。他们那独特的声音，在那个文化活动匮乏的时代里，成了我们每天的企盼。故事里的情节，每天都牵动着大家的心，一到时间点，大家都会自觉地围在我家的窗台听评书。当听到精彩处，我们的双眼都会放光，露出一副痴迷的样子。那时我们课间休息，平常闲聊，谈论最多的也是评书里的故事，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

      现在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听收音机的人越就越来越少，当年听评书的盛况也就不复存在，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罢了。

烟岚轩宇

（四十三）男生女生

有男女的地方，就会有故事，有年轻男女的地方，就会有充满激情和浪漫的故事。

       我的中小学阶段，一共有十三年时间，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来没有和一位女同学同过桌。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对我来说，一丝感觉都没有。我也不知道高晓松在写这歌词时，具体是传达哪个年代人的心声。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或许在城里上学的，会有与女同学同桌的机会，但在农村学校，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不要说同桌学习了，就连平常，男生女生也不会说一句话，哪怕是同村的。用句不恰当的比喻，那时农村中小学的男生与女生，就像是一对冤家仇人似的，相见时都是眼翻起，鼻孔朝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双方看似清高，实则都是心虚，相遇时，心里都打着小鼓呢。

      我上中学时，桥溪村也有不少女生也到鹅湖中学读书，但我们很少很少交流，哪怕是在同一个班上课的，也不例外。男生一旦与哪个女生说上几句，那立马就会招来其他男生的哄笑。我在学校，算是与女同学接触比较多的，这主要是我家搬到鹅湖中学后，每学期开学，我爸妈都会叫村里的几个女孩到家里吃饭。我至今没搞懂我爸妈为什么只叫那些女孩，从不叫我那些发小兄弟去家里吃饭。请她们到家里吃饭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头上。每一次我都是涨红着脸，磨磨蹭蹭地捱到女生宿舍门口，腼腆地小声喊着她们的名字。这时女生宿舍里就会哄笑一片。有点女生就大声地叫着“某某某，有人嚎（叫）你哟”；“本荣，你进来嚎（叫）啊”。弄得我脸红得更厉害了。路过的男生也会打趣地说“本荣，你又在嚎（叫）哪个女俚呀”。说得我尴尬极了，恨不得一头钻到地下去。等好不容易把她们叫齐，我便一溜烟跑回家了，惹得那些被我叫去吃饭的女生笑得要死。那些女生都比我稍大点，吃饭时就开我玩笑，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与她们同桌，快速夹点菜就跑到外面去吃。后来脸皮厚了，遇到扭扭捏捏，推说不去家里吃饭的女生，我还会抓住她的手，拖她回家，这般举动更惹出不少笑料。

      我在鹅湖中学学习了六年，叫的上名字的也全都是男生。女生能记得全名的，不会超过5个人。现在还偶尔联系的女生，基本上都是在2014年，我们前后几届同学重聚鹅湖中学时，才添加了联系方式。也许我是教工子弟和我爸爸在鹅湖中学的威望，聚会时，绝大多数女同学都能喊出我名字，与我打招呼。而我只能是在边上男同学的提醒下，装着突然想起的样子，赶紧与她们寒暄起来。当然也包括许多男同学，我也记不起来，这一点在聚会中让我感到非常尴尬，觉得人家可以叫出我的名字，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实在是惭愧得很。所以我在与那些熟悉且又陌生的老同学一起交流时，表现得更加热情，生怕老同学说我摆架子。

      在大庭广众下，我们男生基本不提女生的事，一个个表现得不知道有多正经。可是我那些男同学只要一回自己的宿舍，就原形毕露。谈起女生来，那是一股子的劲。这个女生怎么样，那个女生如何，说得天花乱坠。这个时候，吹起牛来，没一个脸红。说起那男生女生的事来，就好像都是他们经历过似的，有鼻子有眼的，活灵活现。可惜那精彩的时刻，我一次都没能参与，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也只是在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听几个关系密切的男同学漏给我了一两句，吊着我的胃口。不过从中也可发现当时人的口风还是蛮紧的。

       不过我男同学中也有很大胆的。毕竟那时大家都是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的年纪。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虽说表面上男生女生安分守己，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但私底下却也有些浪漫情怀在蠢动。我班有个男同学觉得家住寒溪的一位女生（姓什么我已记不起了）很漂亮，那位女生好像是市里人（她有很多亲戚在市里，而寒溪一带好像归庄湾垦殖场管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气质蛮好的。他就想尽了办法去接触她，开始那女孩没太理他。他居然跑到她家，拜她妈妈为干娘，还煞有其事地弄了个结拜仪式。于是我这位同学就光明正大地在学校天天与这位女生在一起，并亲热不过地喊那位女生叫姐姐。有一年，他还把我和汤志芳拖上，一起去她家拜年呢。后来，还邀请那位女生和我们几个男同学一起去他家做客。有一次他还叫我去借辆自行车，陪他去那女同学的家。

我不敢骑我爸爸的飞鸽，就跑到小汤师傅家，借了小汤师傅的自行车。可刚过午家项，就摔了一跤，把我俩摔得个四脚朝天。我们爬起来，扶起自行车，刚想骑上去，却发现自行车的中轴摔断了。我们只好扶着自行车往回走。回到学校，我找到小汤师傅，告诉他中轴摔断了。小汤师傅看了看自行车，叹了口气。我赶紧说，你别告诉我爸爸，我推到鹅湖去修。小汤师傅无奈地笑了笑说，换个中轴要五块多呢。我怕他告诉我爸爸，就赶紧回家，把我的压箱底的钱拿了出来，凑齐了五块钱，交给了小汤师傅。后来我告诉我的那位男同学说：“你干娘家没去成，我还倒贴了五块钱呢。”虽说他俩最后并没有成为一对，但当时那份青涩的情感却是那么美好。总的来说，他接触女孩的迂回战术是成功的。

      事实上，那年代的女孩比男孩成熟要早。在我上高二时，我的一位瑶里的女同学，就和我们老师谈起恋爱来。我们私下里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她每天除了上课时间，都腻在我的那位老师房间里，再后来他们两人干脆就公开地住在一起了。高中一毕业，他俩就结婚了。我算了一下她的年龄，她比我大一岁，结婚时仅18岁。不过这在当时，没有人会去管这事，如果放在现在的话，这老师肯定要定为师德有严重问题，要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不过这种事情在当时也是个例。我后来还与这位女同学的弟弟有不少联系，从他那里知晓了他姐姐的一些事。但从他南下去了广东工作后，我们就失去联系，那位女同学的情况我就无从知晓了。直到几个经常联系的同学聚餐时，聊到她时，才获悉那女生已患癌症去世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实在令人唏嘘。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她，为了追求爱情，她小小年纪就能大胆地突破世俗的眼光，勇敢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过自己的生活，让别人说去吧。”（中间两句是我自己加的）

       关于鹅湖中学男生女生的话题，我只记得这么多。如果老同学看到这篇文章，觉得有补充的必要，可以私信于我，下次修改，我再添加进去。

烟岚轩宇

（四十四）教师子女

我从一出生，就扛着了教师子女这块牌子。因为父母都是老师，我家也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学校。所以是闻着粉笔灰和红墨水的味道长大的。
     在大多数人看来，教工子女的名号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学校，因为你是老师的小孩，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处处会让着点，这也容易造成教工子女在学校做事有些狂妄霸道，自以为高人一等。另一方面因为你打上了老师子女的标签，在大家眼里你理所应当的要处处做表率，比如说在遵守纪律、学习成绩、讲究卫生等等方面都必须是模范，成标杆，否则大家就会一脸鄙视地说：“切，还是老师的崽，就这个德性。”

     但在我眼中，教工子女的头衔可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好礼物，是一把单刃宝剑，一件护佑我成长的宝物。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能做出格的事，做人要正直，不准撒谎。我的学习成绩，他们不太过问，只要过得去就行。但77年恢复高考了，他们才慢慢重视我们的学习。我的老师和同学看到我年纪算小的，也尽量让着我。比如说挖鱼塘，同学给我添泥土，都是尽量少装些，称柴火也是尽量多报些斤数。在桥溪读小学时，我有大量的小人书，可以收买人心，我周围也就有了蛮多的死党，我也成了这个小团伙的头头。到中学读书，我老实了好多，与同学相处也比较融洽，从未与同学打过架，也没有任何人去苛求我。不过我却有两次与老师发生了冲突，还险些打了起来。现在想想特别后悔，也很惭愧。一次是与徐小富在上体育课时险些打了起来。小富比我高两届高中毕业，他高中毕业时未考取大学，就在鹅湖中学边代课，边复习准备再考。我们俩当时关系一直挺好，经常在一起打球。他那时正好代我班上的体育课。有一次上单杠课，他要求我们做两个动作，一个是大回环，也就是支撑上杠，用腹部紧贴着单杠，摆动双腿，完成360度旋转；另一个动作是骑在单杠上，摆动身体，完成360度旋转。我一看他做示范动作，我脑袋就发懵，根本不敢上前去做这两个动作。徐小富做完示范动作后，就拿着点名册，一个一个点名去做这两个动作。等点到我时，我死活不上杠，赖在原地不动。小富一连叫了好几遍，我都没理他。这下他发火了，冲着我大叫大喊起来。

我也是个犟脾气，咬着牙，就是不动身。小富肯定觉得有点失面子，就想把我拖过去做动作。但他没想到的是，我一看他走过来，就立即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瞪着眼睛望到他。他一下冷静下来，停下脚步，对其他同学说：“不要理他，神头宝一个”。我见大家继续上课，做单杠动作，也就扔掉石头，躲在一边不吭气了。事后，小富开玩笑问我为什么发神经，让他丢面子。我就告诉他，小时候在虎形水库泄洪道的杠子上摔下来过，从那以后，我也不敢玩像单杠、双杠之类的体育设施，就更不要说在上面打圈圈了。就这样我俩又重归于好，成了好朋友。这也叫不打不相知吧。后来我家调回市里，就没再见过他。直到我叔叔从建国瓷厂子弟学校，调到第七中学工作，有一次我去七中找叔叔，却巧遇到小富。我这才知道他后来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就分在七中当体育老师，与我叔叔还成了好朋友。

       另一次冲突是我在初三上化学课时，与林老师发生的。说实在的，林老师上课水平不怎么高，但他十分认真，也很用心。而我对那些化学方程式根本不感兴趣，也就难免上课时会开小差，看别的课外书。所以他在讲台上讲得正起劲，而我就会偷偷在桌下看借来的课外书。平常只要我不与其他同学交头接耳，说悄悄话，林老师一般不会为难我。那天估计林老师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憋着一肚子气，正愁没地方发。当看到我依然是不听课，埋头在看其他书时，他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把我叫起来罚站。还一把把我看的课外书夺了过去。因为书是借来的，我担心被他没收了，没法还给同学。于是我就想把书抢回来。林老师一看，更是火冒三丈，三下五除二把书给撕了。我顿时就红了眼，冲上去就给林老师两记拳头。这时，幸好边上的同学，一把抱着我，把我拖到教室外，我嘴上还在骂骂咧咧的。没一会儿，班主任胡金堂老师赶过来，把我抓到他的休息间，狠狠地批评起来。我还委屈地小声哭起来。

也不知道胡老师讲了多少道理，我才慢慢地冷静下来，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全然没有了在教室里与林老师对峙的嚣张。等放学回家时，我爸爸已经得知此事，二话不说，一顿暴揍，打得我嗷嗷叫。最后还哭兮兮地，乖乖地跟在我爸爸后面，去向林老师赔礼道歉。这事发生后，那位借书给我的同学，也没要我赔书给他。那年我13岁，也不知道是不是处于逆反期。但从这两件事发生后，我对老师就没有再生出过反抗的念头了，也没有再挨父母揍了。这或许就是慢慢长大，慢慢懂事了吧。

      鹅湖中学的教工子女还有很多。与我在一起玩耍的只有程会计家的小东和小汤师傅家的两个男孩。他们比我小点，我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头。我们一起下河洗澡，一起上山偷吃学校种的西瓜，一起玩打弹子的游戏。还有就是前文中说的下雪天撒毒米饭药八哥。好事做了不少，让人糟心的事也干了一箩筐。82年，我们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因工作需要，我经常要到市委机要科阅看上级文件，第一次去阅看文件时，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忙碌着。当我俩眼神交汇时，都露出了惊奇的目光。原来他就是小东。因是在那个比较严谨的场所，我们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话。阅完文件，我就得立即离开，不能久呆，自然也就没能好好叙叙。但我发现小时候比较活泼的小东，现在变得非常沉稳内敛。这也许是他的职业所造成的吧。

        其实教师子女也和普通学生一样，都希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爱护。我很幸运的是，在鹅湖上学十二年，虽然生活条件不够好，学习环境也不如市里的学校，但那些老师和同学都是以最纯朴的方式关爱我，给了我无尽的快乐。我想这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大的幸福吧！

烟岚轩宇

（四十五）同窗好友

写了四十多篇了，我今天想用“同窗好友”为题，结束鹅湖生活的回忆。
     小学的同窗，基本上都是桥溪村里的人，当然也有胡家、张村坞和干田塝的同龄人。他们都是我的发小，在前文《我和发小们的那些事》已介绍过了。本篇主要是介绍我在鹅湖中学的同窗。

       在鹅湖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自然玩得好的同学就有很多了。前几天，我有一个同学方志荣从舟山回来，参加其外甥的婚礼，我与董春雨同学一起去鹅湖看望他。他正在看他侄子钓鱼。我们一见面就十分亲切。从82年分别后，我只见过他一次。虽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但丝毫没有让我们的同窗之情消逝，反而还多了些许牵挂。随后在他侄子家又碰到了另一位同学。刚见面时，我握着他的手，总觉得有点面熟，但又叫不出名字。他很热情地叫着我名字，还摇着我的手说“李初开，不记得了？”我一听这名字，立即脱口而出：“螺丝墩的，你变化真大啊，黑了好多。”他听了就大笑起来。“是哟，你还记得呀”。我们就这样一下拉近了距离，站在那里开心地聊了起来。想想当年我和村里的同学放学回家，途径螺丝墩时，总会被村里的和初开家的狗（初开家就在马路边）追着跑的情景，我就回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在我们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也总会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深藏在心底。我感谢生命中遇到的那些过客，特别是我在鹅湖中学的同学。是他们让我的学生时代不再是单色调，在那物质、精神相对匮乏的年代，让我的学生时代呈现出七彩斑斓。
       董春雨应该是我联系最多的同学。他是天宝潘村人，眼虽不大，但透出一股精灵气。在鹅湖中学复读时，我就是插到他班上学习的。我们在一起奋斗了一年，但双双名落孙山，铩羽而归。而后他也转到南安中学复读，83年终于挤过独木桥上岸了。那年他被录取到江西大学中文系，我也被录取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南昌求学四年，他也没少到师大蹭我的饭，这都是后话了。

       李明山同学，鹅湖村人，其实他老家是浙江永康人。人很聪明，也很顽皮，学习一般，但很讲感情。我们从初一一直到高二，整整五年都在一起。从鹅湖村到鹅湖中学马路两边的树苗，有很大一部分成了他到学校砍柴时试刀的牺牲品。你别看他个子小，在学校可没人敢欺负他。后来在浮梁供电公司任副总。

       王军龙同学，渭水金山人，为人很本分，学习很认真，我们虽然在鹅湖中学同学一年半，但同学情谊很深，特别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景德镇一中，与我爸爸成了同事，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多了。后来，他还成了我孩子的高中班主任。

     我同学中最有出息的当属陈良富同学。他可是中国遥感领域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他比我小月份，也是渭水那边的人。他老家是浙江淳安人，建新安江水库时移民过来的。82年考上江西师大地理系，毕业分配到景德镇一中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现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工作。我想了很久很久，我同学中，成为科学家的只有他一人。他刚到一中工作时，我经常到他单身宿舍去聊天。他88年考取硕士时，我正好在办理工作调动，错过了与他告别的机会。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不过现在通讯发达，我们已互加微信好友，偶尔也会互相问候一番。

       朱平辉同学是我同学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也是81年鹅湖中学唯一一个考取的学生。他从江西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作，我88年调入陶瓷学院，便与他成了同事。90年代，他到厦门大学攻读硕士，返校工作不久，便调到厦门大学工作。他从厦门回来时，我们会聚聚。

      此外还有汤源发同学，他曾带着我，用气枪打鸟，他枪法还比较准。打麻雀最有意思，晚上用电筒照射树上的麻雀，在强光的照射下，那麻雀一动不动，举枪瞄准，基本上是一枪一只。但你要找到树上的麻雀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汤志芳同学家在寒溪一带，他比较有才，也很幽默，时不时弄些“包袱”，让大家笑个不停，而他却能一本正经。他在大岭的林科所工作，有一年他还带着一位九江的亲戚找我，主要是谈学校在陶专时期的历史，他那位亲戚还写了几篇回忆文章，我好像还安排在《陶瓷学院报》上发表了。还有王仁和同学，他与董春雨都是天宝人，他俩是一对死党，天天泡在一起。听老董说，他还弄来过《少女的心》手抄本传阅。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如真有此事，那我肯定也是个中毒者。他好像是读了中专，毕业分配在九九九厂，后来去了广东。

还有就是黄声明同学，他是桃岭那上面的人，从他家到鹅湖中学那可远，当然比楚岗要近蛮多路。他语文成绩蛮好，我爸爸蛮喜欢他，还把我俩同时写的《游艺会》的作文揉在一起，以我俩的名义去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二等奖。潘行涛、吴泉盛（胜）两位同学，他们是从瑶里到鹅湖中学读初三的。在学校他俩的乒乓球打得很出色。他俩一逢桌，那水泥球台两边就围满了观众。我也是深受感染，开始学习打乒乓球，不过打了几十年，还是当年那三脚猫功夫。潘行涛当过兵，好像与李荣是一个部队的，退伍回来便在邮政公司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俩接触比较多，随着孩子长大，家里事物多了，就慢慢接触少了。但他当年打乒乓球的样子，始终还在脑海里浮现。

       本篇本来是昨天要发的，因我大学班主任来景开会，所以延误了。这样也好，在2025年冬季的第一天，立冬这天，发出来就更有意义了。很多好友问我，何时写第三次高考上岸的故事啊。我想说，冬天来了，上岸的时候就
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