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二十九）写着写着又记起来的趣事

每天在记忆深处探寻那些有点意思的事情，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有时难免会有所遗漏，但写着写着，那些遗漏的趣事又会浮现在眼前。

（一）三舅的囧事

三舅大我一轮，我俩都属蛇。他在我们兄弟俩还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妈到鹅湖帮忙带我们。他那时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哪里愿意看孩子带人，每天也是有点心不在焉。有一天，妈妈去上课了，弟弟还小，一岁不到，躺着在摇箩里，三舅在边上摇着摇箩哄着弟弟睡觉，也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故意的，一用劲，结果把摇箩摇翻了，弟弟被扣在摇箩里哇哇大哭。这一幕正好被下课回来的妈妈看到了，赶紧上前把摇箩扶起来，三舅也吓懵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还有一回，那是在桥溪下祠堂的厢房里，三舅抱着弟弟，哄他玩。那时没有玩具，就塞给弟弟一个回形针。结果转一圈后，爸爸回头看了看弟弟，发现他手里的回形针不见了，就赶紧问三舅回形针哪去了。三舅也支支吾吾说不上来，问弟弟，弟弟小，也表达不清楚，他还一个劲地又蹦又笑。这下可把我爸妈急坏了，嘴里还嘟囔着“这下要死，吞到肚子里去了，这可怎么办。”全家人就这么漫无目的找那小小的回形针。最后还是把厢房的地板撬开，才找到那回形针。这两件事，直到今天，我们家都会拿来笑话三舅。

（二）陈氏姐妹

说到陈氏姐妹，那又与弟弟有关。那时妈妈在鹅湖小学任教，弟弟还小，就托付给鹅湖农机厂的老陈师傅的爱人——陈师母看管。陈师傅家有三朵金花，我都喊她们姐姐。老大叫什么，我已忘了。老二桂凤姐，是我爸爸的学生，她可是景东区的骄傲。她和家在瑶里的一位女同学一起被部队选中，去北京当兵。后来听说找了一个高干子弟结婚了。邓小平访美从首都机场出发时，我们在新闻简报里还看到了她的身影。从她去北京当兵，我就没怎么看到过她。唯一一次见到她时，是在我爸家，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已调到陶瓷学院工作。她穿的很时髦，脚上还蹬着双高筒皮靴，说话的口音已是地道的北京口音了，站在那里，气场很足。说起金凤姐，我们就比较熟了，见面的机会也蛮多。在鹅湖中学学习后，她就去上师范了，与我的同学，也是桥溪人方红霞成了同学。据她说，她俩还是上下铺，这也是缘分吧。后来她去了广东工作，我们见面的时候才少了。我很佩服她当年南下的勇气，可以说如果她没南下去广东工作，那么她肯定就会在鹅湖这样的小地方工作一辈子，度过一生。她现在定居在美国，经常飞往世界各国旅游。看到她夫妇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开心照片，我也非常高兴。我还把她的她发在朋友圈的照片给我妈看，并在微信里为她点赞。前些天，她在保加利亚看到我的公众号里的文章，还感慨万千留言给我。从她们姐妹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能勇于抓住机遇就可以了。

（三）当红小兵的日子

七十年代，小学没有少先队员，只有红小兵。中学没有共青团员，只有红卫兵。我好像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当上了红小兵。当红小兵的标志，就是发给我一个红色的袖章，上面印有毛主席的手迹“红小兵”三个字。戴上了红袖章，再扛上一杆红缨枪，别提有多神气。我还记得有一年，说是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蒋介石反功大陆。我们红小兵也担负起在村口站岗放哨的任务。我们佩戴着红袖章、手握红缨枪笔直地站在村口大桥上，警惕地查看那些不认识的路人，如有路条（也就是他所在的大队或生产队开具的证明），我们就放行。如没有路条，我们就坚决不让过。我们还真的遇到一位走亲戚的中年妇女，她没有路条，我们也不认识她。她只说是朱锦那边的人，要去螺丝墩走亲戚。我们就坚决不让她过桥。她挎着一篮子鸡蛋，硬要过去，在推搡过程中，把她的鸡蛋打碎了不少。她又哭又闹，我们就把她押到大队部去了。结果大队里有个人还真认识她。于是大队的干部就把她放了。也许是担心我们这些红小兵原则性太强，处理不好这种情况，大队没让我们再去站岗放哨。这让我们感动非常非常的失落。因为我们觉得戴着红袖章，手持红缨枪，那是多么的威风啊。我们没岗可站了，也就不能再和电影里的小八路一样了。我还记得，我们小学还被派到鹅湖小学边上的山上去站岗放哨过一天。那里有公社设立的，用木头搭建的瞭望台。现在想起这事还真让忍不住想笑。全民皆兵在当时可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红小兵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大队开大会，由我们红小兵或者是基干民兵押送地富反坏右分子，到会场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押送那位地主婆（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提到）参加批斗会。小学毕业后，我去鹅湖中学读初一，便由红小兵自然转入为红卫兵了。

（四）九精的故事

九精是市里的人，他家住在中华北路上的大苏家弄弄口。我们在市里时，从胜利路上街，必定要经过那弄口。九精实际上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大概有三、四十岁左右。他喜欢站在弄口，看到有小孩经过时，他就会走上前来，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那些我们听不明白的话，手上还做出要捉我们的动作。我们这些小孩子，一看到他，也会脱口而出叫喊着“九精九精，不听话，捉到九精打三下”。我们边叫边跑，一刻也不敢停歇，直到九精停下脚步，不再追我们时，我们才停下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刺激感，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这后来竟成了我们路过大苏家弄弄口时的规定动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再也没见过九精了，他好像消失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路过大苏家弄弄口时，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似的。不会再一边喊“九精九精，不听话，捉到九精，打三下”，一边往东门头方向跑的情景了。

（五）昌江边的捣衣声

有人说昌江是景德
镇的母亲河，这话说一点也不为过。七十年代的昌江河畔市井风情更浓，散发出的魅力更为独特。那时候各家不要说有洗衣机了，连自来水也没接进家里。生活用水都是每天去放水点挑，而且还要用钱买。也许是为了省钱省力，也许是传统习惯所致，每个家庭都会把衣服拿到就近的昌江河边或水塘去洗。昌江河边的早晨到处都是洗衣服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浮桥到昌江大桥延续七、八里。昌江河水清清，哗哗流淌，“嘭嘭嘭”的捣衣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

现在，你来想象一下：天刚蒙蒙亮，有很多妇女，挎着一竹篮的衣服，拎着棒槌，陆陆续续赶到昌江边洗衣服。朦朦胧胧的昌江上还泛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耳边传来的是那棒槌锤击衣物的声音。此情此景，你会不会想起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幅唯美纯净的景象呢？

我妈妈每次回市里时，也会和市里的女人一样，一大早到昌江洗衣服。那时我们是穿过斗富弄下河的，河堤很高，而且比较陡。下河的小路，都是大家踩出来的。在冬天有霜有露水时，还很滑。妈妈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河堤下，选择一处有平整石头的地方开始洗衣服。昌江河边到处都是渣饼，我就站在河边打水漂，拇指与食指捏住小渣饼片边缘，手腕发力，渣饼片如飞梭般在水面连跳几次，很是有趣。水漂打够了，就在河边堆着渣饼玩。此时河中还有一些小型的机械船驶过，发出“突突突”的声音，这声音与那一阵阵“嘭嘭嘭”的捣衣声，混杂一起，构成了一首美妙的昌江晨曲。其实在这美妙的晨曲中也蕴含着许多生活的艰辛。

我童年的生活就是由这些点滴的事情组成的，有快乐，也有一丁点儿心酸。因为少年不知愁之味啊。

烟岚轩宇

（三十）东拼西凑的两件事

今天纠结了很长时间，不知从何下笔才好。本想以上初中为主题，来结束在桥溪的生活回忆。可写着写着，我又想起父母以往经常在我们面前谈及“文革”时的一些事情。我想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冲击都很大，尤其是教育。而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从事教育工作，更应该铭记那段历史。于是我又重新起笔，写起那些我听来的“文革”中与我家有关的轶事来。写了一段后发现又写不下去了，因为都是听来的事，没有亲身经历，写不出真情实感。转眼一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回忆，那就想到哪，就写到哪，没有必要把自己圈住。于是就有了这边东拼西凑的文章，用来结束我对桥溪生活的回忆。从明天开始，我的回忆就要正式转入鹅湖中学阶段了。

我一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听爸妈说，我们家当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好在我爸爸家庭出生成分硬，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如果按我妈妈的家庭出生成分来说，那肯定是要遭殃的。因为妈妈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我外公在抗战时，曾当过国民党少校军医。因在江西一场阻击战中，他所在的后方医院被日本人偷袭，他侥幸逃脱，便偷回老家鄱阳城里躲了起来。文革中受此牵连，被打倒，下放到古县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妈妈因为这个原因，在那场风暴中，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人揪出来开批斗会。用妈妈的话来说，是真正的夹起尾巴来做人。

爸爸虽然脾气很大，傲气得很，但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让他在运动刚开始时保持低调。他在江西师范学院上学时，因站在那些老教授一边，帮他们说话，被划到“保皇派”一边，差点被打成右派。这个经历促使他在文革初期，变得小心翼翼。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爸爸也受到了牵连。鹅湖中学要揪“保皇派”，我爸爸就首当其冲，榜上有名。也许是运气好，在我爸爸要被揪出批斗前，有一支从辽宁来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从安徽进入瑶里，并抵达了鹅湖。我爸爸就像捞到救命稻草似的，连夜赶到他们驻地倾诉，就说他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现在被鹅湖中学家庭出生不好的领导打压，要被揪出批斗等等。辽宁来的红卫兵一听就火冒三丈，当即决定第二天到鹅湖中学去造反，要坚决制止地富反坏右对工人阶级的反攻倒算。就这样，剧情得以反转，我爸爸成了革命者，那些想打倒他的人成了反革命。尤其是当时鹅湖中学的一位女领导，还被挂着破鞋游街批斗。爸爸后来说，那时斗争很激烈，你不很斗她，她就会玩命地斗你。想想真不应该把一个女老师弄得身败名裂，灰溜溜地离开了鹅湖中学。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浪潮中，我爸爸在妈妈时刻的担心中，总算是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当然，他的一些出生成分不好的同事，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们被强制戴高帽子，双手也用墨汁涂的漆黑，还被押着在鹅湖街上游行示众。

后来，妈妈被调到桥溪小学任教，也就远离了鹅湖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家也就过上较为平静的生活。其实当年我爸爸特别担心的是我叔叔。我叔叔正在市里二中上学，他参加了红卫兵，成天也是参加各类活动。后来他和几位同学还揣着一纸介绍信出去搞串联去了，这可把我奶奶和爸爸担心死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几个差不多跑遍了全中国，而家里却没有一丝关于他们的信息。我长大后，爸爸妈妈说起这事来，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感觉。爸爸说，那时大家都是明哲保身，不敢多言语。即便是平日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在一起，不谈政治、不谈教学，只谈生活琐事。学生也不学习，只知道造反，开批斗会。这种日子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消停下来，学生也慢慢会去教室上课。但随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深入开展，学校劳动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要多，美其名曰：在劳动中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正因为这样，我被迫多读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因为我爸爸说中学里劳动太多，担心我年纪小，吃不消，不同意我升入中学学习。那时我也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继续在桥溪小学读第二个五年级。这样算起来，我小学整整读了六年半。什么春季入学改秋季入学，我也都经历了。后来初中改三年，高中设高三，我都碰上了。也可以说我是随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步伐成长起来的。

我在桥溪小学的第二个五年级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课本里的内容都学过，再怎么学，也学不出新意来。那一年我家已有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整天没事就去捣鼓着收音机，觉得这小盒子很神奇。我每天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中可以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听到一些新闻，又可以在小伙伴面前显摆显摆。过去没收音机时，农村里的人，想要了解国际国内大事是很困难的。只有那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可以通过看报，知晓这些情况。我爸爸最喜欢下班回家时，从学校带几张报纸回家看。我和弟弟一方面看报知天下大事，另一方面，通过看报来达到识字的目的。等到农民们找来报纸看，那已是不知过了多少天的旧报纸了。当时，我们知晓天下事，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看《新闻简报》电影。那时每次放电影时，都会放映一集《新闻简报》，其内容基本上是国家领导人（以周总理为多）接见非洲朋友的新闻。时间有可能是一年前或更长时间的。记得在周总理逝世后，桥溪放电影时，所放的《新闻简报》的内容，还是周总理接见坦桑尼亚的朋友。

自从有了收音机就不一样，各种新闻伴随着电波，一下就传到我们耳边了，我们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就更便捷了。收音机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耗电池。两节大号电池听不了多久，就没电了。为了省钱，少买电池，我爸爸最后没办法，就把收音机收起来，要听时才拿出来，并规定每天只能早晚听新闻。

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甚至认为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这些伟人，是不会去世的，他们是万寿无疆的。因为我们天天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当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们一个个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

我在桥溪小学参加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是全校师生在桥溪村的小巷里游行，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听妈妈说，这是公社革委会下的指示。我们穿梭在村里的每一条小巷，高呼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正在走的走资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口号。此次集体游行后，小学就没再组织集体活动，甚至是六一儿童节也没开展活动，大队也没有杀猪，给我们吃忆苦思甜饭。我的小学生涯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我带着好奇和憧憬迈入了中学时代。

烟岚轩宇

（三十一）悲伤的九月和难忘的十月

在看完我的第二十九篇乡村纪事后，我的同学，现在也是浮梁的名人董春雨先生给我留言道“这文如此，怎一个片段乱”。我给他回复说：想到哪就写哪，随性吧”。的确前两天的回忆有点乱，主要是桥溪有趣的生活已回忆得差不多了，能想起的基本都记录下来了。而有些事要说没联系吧，它多少又有些联系，也是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所以也就拼拼凑凑成了两篇短文，全当给11岁之前的生活作个总结吧。

我是1976年9月1日，到鹅湖中学报名上学的，那个时候没有录取通知书，好像还不需要什么证明，我去报名时，就填了个基本情况表就可以了。我那年，鹅湖中学初一有三个班，我和新平、红霞、镇生、李荣等桥溪人好像都被分在一班，鹅湖村的李明山在二班，朱平辉在三班。我的班主任名叫骆志泉，他个子不高，住在教师宿舍靠门口的一间，我和他至今还有联系。他的隔壁住着教历史的李老师。李老师的隔壁就是我爸爸的宿舍。刚进中学时，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我每天放学，还跟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步行近10里路回家。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不觉得累。可是刚进中学还没一个星期，国家就出了大事。记得那年9月8日还是中秋节呢。9日下午放学后，我们照常走路回桥溪。大概四点来钟，我们过了农机厂，快走到公社大门口时，突然公社的广播响起了哀乐声，广播里播放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当时，鹅湖街上所有人都惊呆了，不少妇女听到这消息都痛哭起来。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话，都垂下头，默默地站在那里发愣。好半天，我们才缓过神，慢慢地回家。平常我们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家，那天走了两个来小时，到家时天都快黑了。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也没人打闹，甚至路过螺丝墩村时，村里的狗也没出来追我们。回到家时（那时我家已搬到小学住了），小学早就放学了，妈妈两个眼睛通红通红的，像是大哭了一顿，她还在不停的抽泣。

晚上，许老师、董老师和汪老师带着几个女孩子来到小学，和我妈妈一起扎起白花。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就发现，有一间教室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花。我吃完早饭，又和村里的同学一起去上学。我还给他们一人带了一朵小白花。又是一路无语地走到鹅湖中学。这天下午放学，我就没有回家，而是住在学校，住在我爸爸的宿舍里。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离开家，在外住宿。公社的灵堂布置好后，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要到公社设立的灵堂去悼念毛主席。公社的灵堂设在公社大礼堂里，在舞台的正中央摆放着毛主席遗像，两侧放满了花圈，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花簇拥着，景东区各单位和鹅湖公社每天都要组织干部群众去灵堂悼念毛主席。当然也有自发前去的大批群众。悼念群众中有不少妇女，她们扑倒在毛主席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灵堂里哭声一片，谁也不敢劝止，更不能制止。我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灵堂里执勤的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他们更是两眼通红，紧握钢枪，也不停地抽泣着。9月18日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我们在公社设立的灵堂里，随着喇叭向毛主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又痛哭起来，整个会场上哭声一片，还有好几个妇女都哭晕过去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看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真切爱戴。这种朴素无华的情感是那么自然流露，没有半丝做作。毛主席以其伟大的一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时光流逝很快，毛主席追悼大会刚过去20来天，人们还没有从无尽的悲哀中走出。10月14日，广播里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人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随后景东区和公社还组织了庆祝活动。后来还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的高潮。77年恢复高考，江西的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听爸爸说，当时很多人都是写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呢。

76年的9月和10月发生的这两件大事，给人以强烈地震撼，真是悲喜两重天，让人难以忘怀。

烟岚轩宇

（三十二）挖鱼塘

历经悲伤的九月和难忘的十月，我的初中生涯步入了劳动的节奏中。

那时鹅湖中学的校长好象是姓程的，他是瑶里人。也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就谋之。整个学校除了烧砖瓦窑、种田、养猪外，再另辟一劳动教育赛道——挖鱼塘养鱼。鱼塘位置选在我们初一教室的西边，南与砖瓦窑和养猪场相邻，占地大约有两亩地。全校四个年级十个班，全部划定了位置。虽然我们初一年级指定开挖任务要少一点，但我们个人每天都有任务的。班上个子大的就去挖土，我们个子小的就去挑土，任务是每天挑六十担泥土，要挑到砖瓦窑边堆放。我们每挑一担土，骆老师就发我们一张票。每天收工回家时，就拿着挣来的票，去骆老师处登记。

鱼塘开挖时，现场还插了几面彩旗。随着程校长一声令下，只见银锄翻动，一块块泥巴被锄起，装进一个个土箕里。刚开始，我们是一身的劲，还比赛看谁挑得多，比赛看谁挑得快。等挑了十来趟，我累得够呛，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粗气，再也不想起来了。再看看周围的同学也基本和我一样，全然没有刚开始那生龙活虎的样子了。坐在开挖的鱼塘边，发票的骆老师笑着对我们说，慢慢挑，不要急。长路无轻担，有你们受的哟。骆老师每天在收工开班会时，会总结一下全天的劳动进度和基本情况。通报完成任务的同学名单。对超额完成任务骆老师还会在班上大大的表扬，对没完成任务的，就提出批评，并把未完成数计入第二天的任务数 。那些挖泥的，天天都会得到表扬，因为我们班在初一年级里，挖掘的进度一直领先。

可随着鱼塘越挖越深，不仅挖泥的难度增加，越挖到下面，泥石越多。我们挑土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刚开始，是平地挑泥。慢慢要从一人深的坑里往上挑，再到后来，要从两人深处往上挑。为方便挑泥，开挖的同学，还在塘壁处修了一条“之”字形的坡路。我挑着一担土走在那之字形坡路上，两只脚都会打抖。后面我们就开始求挖土的同学少装些土。到后来完不成任务的同学越来越多，骆老师就开始给我们减任务。我一直没受过批评，也没偷过一天懒。反正就是看上去一直在劳动，还很积极的样子。因为住我爸爸隔壁的李老师每天都会塞些挑土的票给我，让我去充数，就这样我每天挑土的量就是任务数的一半左右。但我还是觉得吃不消。终于明白，我爸爸不让我10岁上初一的良苦用心了。

全校学生大概挖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挖了有七、八米深，终于挖到了底。但也给大家一记闷棍，这块地下面全是沙石，存不住水的。也就是说我们挖了个寂寞，挖了个不能养鱼的深坑。挖出的泥土已经把砖瓦窑边上堆成了与窑齐高的小山包。后来也成了我们这些教工子弟玩耍的地方。堆起的土已经高过围墙，从这里翻围墙出校，简直是小菜一碟。挖好的鱼塘养不了鱼，这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养不了鱼，那就不养了。领导们又会再想想其他办法弄个什么项目来，创新一下我们学生的劳动教育，以真正达到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的。

那个大坑 也非常有意思，你放水进去，存不了多少水。可是一下大雨，它便存的满满的一塘水。你想排水，那也没门，因为它没有排水口。所以等它自然干透，那又要花上一个来月的时间。我初三时的化学老师林老师家里好几只鸡就是掉入这大坑里淹死的。一逢雨季，学校就会在塘的四角，立起“鱼塘水深，小心溺水”的牌子。我们同学就开玩笑说，那有鱼塘啊，分明是个大坑。还有同学说，那鸡又不认得字，要树块鸡认识的牌子等等。后来也不知哪个同学还真的用毛笔把“鱼塘”二字改成“大坑”。

挖鱼塘这事，后来也就成了鹅湖中学的一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