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二十六）到市里度假（二）

到市里过寒暑假，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人民公园和新华书店两个地方。

去人民公园，纯粹就是玩，为了省掉几分钱门票，我们过了浮桥，就把短裤脱下来，套到头上，然后下水，沿着昌江趟水往上走。一直走到现在的公园码头那里上岸。这样既玩到了水，又就省去了几分钱的门票钱，还不用爬那公园路高高的坡，一举三得，这可是最开心的事了。那时的公园比现在好玩。动物园里有老虎、狮子、狗熊、狼、野猪、大蟒蛇、长颈鹿、斑马等好多动物，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猴子。猴子在笼子里或猴山上攀来攀去，很是逗人喜欢。动物园最后面就是鸟类区，那百灵鸟、鹦鹉、孔雀更是招人欢喜。那鸟的叫声也格外动听。我每次进动物园，都会在蹲在孔雀笼子边，静等孔雀开屏。不看到孔雀开屏绝不离开。动物园最里面就是植物园，后来看铁树开花就是在这里。植物园里摆满了千姿百态的各式盆景，这个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但植物园也有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那就是水族馆。有些水族箱还镶嵌在墙上，让我们更感稀奇。水族箱里有各种各样的鱼儿在欢快地游戏。特别是那五颜六色的金鱼在水中翩翩起舞，如同这世间最绚丽的花朵，仿佛是大自然的宝石。那鱼儿就像是水中的舞者，轻盈地上升，展开它那华丽的尾，然后又缓缓下沉，它就像鸟儿在天空中飞翔一样神奇，充满了梦幻般的美丽。我们每次都会在水族馆前面逗留很久，然后再依依不舍地离去。

人民公园还有一个我们喜欢去的地方，那就是五凤阁。那时人民公园没有什么商业气息，买票进园任你游。五凤阁里经常会变换一些好玩的东西。我最喜欢它曾展出过的哈哈镜。在那一面面哈哈镜前，有的当我伸手去摸镜面，我那五个手指顿时化作起伏的山峦；有的把我的腿照得像两根长长的柱子，胳膊也粗得能抱住一棵大树，就连脑袋都大得像个篮球。我当时很瘦,但是站在哈哈镜的面前居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胖子；垫垫脚眼睛又会变得如气球一般大小,而脸也被拉的好长好长。哈哈镜前我时而变得很胖，时而有变得很瘦；时而很矮，时而很高。我们这些小孩，在哈哈镜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大笑着。那笑声清脆的很，传的很远很远……

在市里度假，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那就是新华书店。去新华书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挑选连环画，不然李荣李荃他们在我回桥溪时，没带新的连环画，那他们的意见就老大了。那时的书店不像现在是开放式的，顾客可以随意翻阅图书。那时书都是静静地躺在柜台里，顾客只能看书名，才能确定是否购买。那时的新华书店，就在现在的珠山中路上，也就是抚州弄对面。当时的新华书店与友谊商店是紧挨着的。我每次在新华书店都会逗留很久。在售连环画的柜台前走来走去，很是纠结，不知买哪本才好。记得买《斗川岛》那本连环画时，就纠结了很久。因为那回，我看见了好几本想买的连环画，，比如《剑》（上）和《桐柏英雄》（上）等。

但最后我还是把《斗川岛》买下。后来我爸爸在鹅湖供销社也买了同一本书，这可让我们心疼了半天。不过后来在市里新华书店我把《剑》和《桐柏英雄》全买起了，也算是弥补了一些小小的遗憾。我最开心的是，交钱买书后，售货员在我们已买下的书上盖上一章：“购于瓷都”或“购于瓷城”。这是我们在鹅湖供销社买书没有的待遇。这也是我们回桥溪，在李荣他们面前显摆的资本。买好书后，我们一般都会坐在新华书店门前的台阶上，认真地看完刚买的连环画。看完后，我们才会意犹未尽地离开新华书店。
在市里度假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我们从东门头去珠山路，必定要经过大苏家弄。弄口有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大家都叫他“九精”，他有时还会追打人。我们每次经过大苏家弄口时，只要一看见他在，就会边跑边喊“九精九精，不听话，捉到九精，打三下。”那个叫九精的人，始终没打到我们。再者，我们还喜欢翻围墙到市政府里玩。东门头对面就是市政府，那时有高高的围墙把我们隔开，但我们喜欢爬上围墙边高大的梧桐树上，再翻越到政府大院去玩。

当然莲花塘也是我们的好去处，那时莲花塘边上正在开挖防空洞，这是响应并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指示的实际行动。我们这些小孩，就喜欢往那还没完工的防控洞里玩。有时在外听到里面有雷管的爆炸声，我们就在外候着，等工作人员要进去时，我们也跟在屁股后面进去。里面一股硝烟味，十分好闻。莲花塘边上的烈士纪念塔，我们也经常去。

我还记得有一年，在胜利路发生的车祸。一辆大卡车，在莲花塘往胜利路（东门头）方向的一个拐弯处，正处于下坡，不慎撞到死了一个老人，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比较轰动的事。后来，我们去莲花塘，经过那地时，也会跑起来。

那时在市里，最讨厌的就是上厕所。奶奶家有马桶，女人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解决。每天清晨，有环卫工人摇着铃铛，上面收粪水的。那些人也很文明，边摇铃铛，边喊着“倒马桶哟，倒马桶”。居民们也会很自觉拎着马桶出来，把粪水倒入粪水车里。我们这些男孩子可不愿意在马桶上解决问题，每天不管是解大手，还是解小手，都会往公共厕所跑。晚上睡觉，半夜小解，就往天井撒去。奶奶家那一片，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还是在临近菜市场的对面巷子里 每天解个大手，还要排队。内急的时候，就拎着裤子，在那跳来跳去，很是搞笑。

叔叔很喜欢打篮球。他从农场回城后，经常到东门头消防大队大院里打篮球。我只要在市里，就甘做叔叔的小啦啦手，帮他鼓掌加油。最后再补充一点。七十年代，江西城市里有公交车的很少很少。但景德镇就有。我记得第一次坐公交车时，已是八一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其实我在鹅湖回市里度假时，景德镇就有了黄泥头至南门头的公交车。只不过，每次坐公交车都是妈妈带着我。让我一个人独自坐公交车，就是打死我也不敢。我第一次独自坐公交车，是在1981年7月6日。有人说你记性真好，其实不然。因为那天我独自一人从鹅湖到黄泥头参加高考，家里让我带了一篮子新鲜蔬菜给奶奶，逼得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在何家桥搭公交车去市里。又从市里一个人搭公交车回黄泥头中学。那时真的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

烟岚轩宇

（二十七）在桥溪过年

在桥溪过年，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因为到市里奶奶家过年，住的很不方便：去鄱阳古县渡过年，交通又不便利，所以那些年，我们家在桥溪过年的次数就占多数了。那时桥溪过年也蛮热闹的。光是年前的准备就有很多讲究。杀年猪，那是家家必备的。为了过年，家家都养着一头大肥猪。那时没有冰箱，村里也只有旺刚的爸爸一人会杀猪，所以村里人家要杀猪，都得排着队等着。排在前面杀猪的，过年他家所需的新鲜肉就会与排在后面杀猪的人家做个交换。也就是你家杀猪时，给他家几斤肉。等到他家杀猪时，再还给你家几斤肉。每家每户杀猪绝大多数猪肉都是腌起来，晒成腊肉，留到年后再吃。我家也不例外，每年都要杀头大肥猪。杀猪饭可是真好吃，不仅可以吃到大块肉，还可以喝到大碗的猪血汤。

蒸年糕、熬糖也是年前每家每户的重头戏。我家蒸年糕、熬糖基本上都是在奀元家进行的，全是他爸妈在忙。我爸妈因为不会做，也只能在边上看着，观摩学习。而我们这些小孩，也是硬撑着不睡觉，因为下半夜蒸好年糕后，才会熬糖。我们就是冲着那冻米糖去的。做年糕的过程，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要先把糯米挑到水碓去舂成粉，糯米粉里按比例掺入籼米粉。年糕糍不糍，好吃不好吃，就看这比例恰当不恰当了。然后再加入清水去揉粉，为了让米粉搓揉的很有弹性，大人们还穿上洗干净雨鞋，在米粉团上反复地踩，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力气，而且效果也很好。然后把米粉团揉成厚厚的圆形，放在大木蒸屉里蒸。一蒸屉年糕大概有二、三十斤。等年糕蒸熟，倒在木盆里压实，再倒出放在竹篾做的圆簸箕上晾凉，再用铡刀切成一块一块，等放置两三天，年糕快开裂了，就放进大水缸里用水浸没，想吃的时候，就捞出，切成片炒着吃，或与米饭一起煮着吃。这年糕可禁饿，当地人，特别是要干体力活时，吃上一大碗炒年糕那可得劲了。蒸年糕时，大人为了打发我们这些小孩，还会搓揉一些小糯米粉团，放在年糕旁一起蒸熟。取年糕时，就把这些散发着浓浓米香味的小糯米粉团拿给我们吃。我们吃着刚蒸出笼的新鲜糯米粉团开心极了，也极大鼓励我们去熬夜，守候那更好吃的冻米糖。桥溪人为了丰富过年时的餐桌，在做年糕时，还会顺带做上少许糖糕和肉糕。糖糕和肉糕是浮梁地区过年时的特色美食。制作糖糕和肉糕的过程与做年糕是一样的，无非是在檽米粉里掺入了红糖或猪肉、辣椒粉、盐，搓揉成粉团去蒸。蒸熟后糖糕的香甜滋味和肉糕的鲜香与辣味会更加浓郁诱人。

除了做年糕，每家每户还会做不少碱水粑。碱水粑也是当地的特色美味。当年我们家做碱水粑，是用稻草等烧灰滤取天然碱水混合米浆蒸制成的，其碱香浓郁且质地韧滑。做碱水粑，我和弟弟就要出力了，主要是帮爸妈磨米桨。那时我们做这活时，都很卖力。我们卖劲地推着石磨，米浆就汩汩地流下来，流进我们用来装米浆的木桶里。

等到了要熬糖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两只眼睛都撑不开了，就歪东倒西地坐在火灶前睡着了。这也许是大人们担心熬好糖后，我们会大吃一顿，剩不了多少，所以熬糖就放在后半夜，等我们睡着了再进行。这样即便我们醒过来，也是睡眼朦胧，要吃也吃不了几块。我们家为了熬糖，也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晒了些冻米，是为了熬冻米糖；打了些爆米花，是为了熬爆花糖的，炒些黑芝麻，是为了做黑芝麻糖。糖熬好了，大人们看着我们还没醒，就留一点切碎的小糖块给我们解解馋。

我爸爸还会在年前，回趟市里。一则给奶奶送些土特产，年糕、碱水粑、冻米糖之类的，当然也有腊肉和菜园里产的白菜、萝卜。二则从市里回来，就会采购了一些农村没有卖的年货，特别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焰火，比如说喷泉、花篮、钻天猴之类的。还有好几挂100响小鞭炮，这是爸爸买给我们过年放的。我们会把这100响的小炮仗拆散，留着一个一个放。

要过年了，村里每家每户都会贴对联，贴年画。对联都是请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写的。我爸也帮一些人家写过对联。年画就是在供销社买得《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的连环画。就连家里的橱子、桌子、板凳也在年前，一起搬到河里 洗的干干净净。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爸妈会做上一桌子的好菜。他们为了晚上这顿团圆饭，要忙上一整天。炸肉丸、炸虾片（这虾片桥溪没是有的）等等。还有我爸爸最爱做的咕咾肉和桂花肉，也会在团圆饭桌上出现。妈妈会煮上酒糟冲蛋，喝上一碗，身上暖烘烘的。吃年夜饭时，家里还会升起一盆红通通的炭火，既让家里暖和起来，又意味祈盼来年家里红红火火。在吃年夜饭之前，爸爸要在大门口放一挂大爆竹，那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越响，爸妈脸上的笑容就越多。此时的桥溪，整个村子四处都会响起爆竹声，此起彼伏。据说，谁家年夜饭越晚吃就越好，不知是否是真的。吃完年夜饭，爸妈在收拾碗筷，我们也就跑出去找其他小伙伴放鞭炮玩去了。等爸妈在家里收拾好了。由我们主导的重头戏——放烟花就开始上演了。我们一大帮小伙伴就会围到我家门口，开始放那些农村没有的烟花，品种主要是喷泉和花篮，还有仙女棒。当那五彩缤纷，啪啪啪啪的烟花像喷泉似的喷洒出来，照的我家门口通亮，真有点火树银花的感觉。那花篮是用一根线吊着，拎在手上燃放的，点着引线，那花篮就会旋转起来，并散发出五颜六色的火花，煞是好看。仙女棒就是一根细细的，像一根根长竹签，拿在手上，点燃一头，等火花亮起时，我们就不停摇晃手臂，那火花就会形成一个光圈，很是迷人。仙女棒买得比较多，我爸就给在场的小伙伴一人发一根，让大家一起点着玩。这时所有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嘴都笑得合不拢。放完烟花后，大家都散去，回家守岁去了。

那时守岁，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我们一家人是围着火盆，一边吃着花生、瓜子、冻米糖和水果糖，一边听爸爸讲故事守岁的。伴随着村里陆续响起封门爆竹声，我们也慢慢睡着了。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又被一阵阵开财门的爆竹声吵醒。我和弟弟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数一数我们的压岁钱。起床后，我们就穿上一身的新衣服和新鞋子，早饭都顾上吃，就到村里四处去显摆。碰到熟悉的大人，也会打个招呼拜年。在村里转一圈，我们新衣服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村里的大人塞给我们的花生、瓜子。因为我们在村里没有亲戚，也就没有人来拜年，我们也用不着出去拜年。家里就显得不够热闹。加上过年爸妈不会叫我们去做拾柴之类事。我们也就不愿在家呆着，成天在外疯玩。打爆竹就是其中主要的活动之一。我们大家每天都会点上一根香，揣上一把小鞭炮，四处去放爆竹。先是在地上放，后来就点燃后，扔水里放，把爆竹插在牛粪上放。为了显示自己胆量大，还用手捏住爆竹一段放。总之，只要觉得哪种方法稀奇好玩，就用哪种方法去放爆竹。我们还会捡来那些没有打响的爆竹，把它们从中间折开，倒把这些倒出的火药，连成一溜长线，并把剥出来的引线连上火药。点燃引线后，便会引燃了那火药，火药引燃后，闪着火光快速地运动，最后“呲”的一声熄灭了。还有一次，我记不上是谁了，一个小伙伴竟然把点燃的爆竹塞到我裤子口袋里，结果把新裤子炸了个小洞。弄得那些天我总是想办法在爸妈面前遮着那个小洞，直到过完元宵节换衣服洗时，我妈才发现那个小破洞。妈妈也仅仅是唠叨了几句，就没有责怪我了。

过年时，我们家没什么事，比较清净。但当地人，他们就比较忙了。一方面他们要走亲戚拜年，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准备亲戚们来拜年在家吃饭喝酒的事宜。那时，虽然桥溪还算是当地比较好的村子，但过年亲戚往来多了，也会就显得难以对付。为了各自的面子，大家就约定俗成了一些请客节省的法子。比如说一碗年鸡，只要把鸡头朝上，那大家都不能去吃。这碗鸡也就能从正月初一端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权当是撑面子用。接新客，也是当地的一个风俗。所谓新客，就是当年结婚的新人。男女双方的亲戚在正月都要请这对新人上门做客，还要打爆竹迎接。只有接完新客，这对新人才算是真正融入到彼此的家族。

随着正月十五一过，年就算过完了。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又会在默默地企盼下一年的到来。企盼来年又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最要紧的是又有新衣服穿。

烟岚轩宇

（二十八）听爸爸讲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农民的业余生活十分贫乏。如果方圆数里都没有电影看的话，当地人基本上是天一黑，吃完饭就上床睡觉去了。夏天稍微还好点，村里的大人还会围坐在一起谈评、乘凉，说说“古”。我们这些小孩，也就自然围上去，静静地听大人们海阔天空，胡吹海吹讲那些老故事和鬼怪之类的事。如没人出来乘凉，特别是冬天的晚上，村里就寂静的很。这个时候，我们就最爱听爸爸讲故事了。我最喜欢夏天躺着竹床上听，冬天就围着火盆听，小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有滋有味地过去了。

我爸爸是60届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他文学功底比较深，曾在《诗刊》、《中国青年》、《星火》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只要看到他比较高兴，我们就缠着他讲故事给我们听。我记得，爸爸是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怎么来的开始讲起。他装着很神秘的样子告诉我们，说是相传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在一个叫着阿拉伯的海岛上，有一个国王。有一天，国王和他的弟弟来到一片紧邻大海的草原，当他们正在一棵树下休息时，突然海中间冒起一个黑色的水柱，一个女郎来到了他们身边，并告诉他们天下所有的妇女都是不可信赖、不可信任的。 　国王和弟弟回国后，他们就杀死王后和宫女、奴仆。从此，国王还深深地厌恶妇女，存心报复，他开始每天娶一个女子来过一夜，第二天便杀掉再娶。

就这样年复一年，持续了三个年头，整整杀掉了一千多个女子。这个时候宰相的大女儿，就对宰相说她要嫁给国王，她要去救千千万万的女子。进宫后宰相的大女儿每天晚上都会给国王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吊起国王的好奇心。宰相的大女儿的故事好多好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直讲到第一千零一个夜晚，终于感动了国王。国王说：“你讲的故事让我感动。我不杀你啦，我将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永远保存。”于是，便有了《一千零一夜》这本书，它也叫着《天方夜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外国的传说故事，觉得很是稀奇。由此我内心深处也慢慢萌发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甚至到供销社或市里的新华书店买连环画时，只要看到有外国的连环画，那就优先购买。后来，爸爸陆续给我们讲了《渔夫和魔鬼》、《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等等。我听完爸爸讲的故事后，第二天白天就会讲给李荣李荃他们听。结果把他们的兴致也勾起来了。他们每天吃完晚饭，就会到我家玩。如遇到我爸爸开讲，他们也就坐在边上，津津有味地听起来。

故事越讲越多，听故事的小伙伴也越来越多。从外国的故事，讲到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通过这些故事，我喜欢上了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也备爱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和诸葛亮。特别是对孙悟空，那更是充满了敬佩。对宋江、高俅、曹操等人很是厌恶。我们听着这些故事慢慢长大，也慢慢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形成了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可以说我爸爸通过讲故事，丰富了我们童年生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这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大也是大有益处。

在鹅湖周边地区，与我同龄的人，只要在鹅湖中学上过学、读过书的，可以说都听过我爸爸讲故事。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77年恢复高考后，我爸爸这些老知识分子感到通过拨乱反正，地位有了提高，工作劲头足了。他们就琢磨如何开展教学改革，去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我爸爸就决定每周抽一个下午，在鹅湖中学的操场上，开起讲坛，讲起故事来。那时他讲的就比较杂了，他是通过故事在向学生讲授文学常识。比如他通过讲苏东坡和他妹妹苏小妹的一些轶事，来讲《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如娇•赤壁怀古》。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时，他有选择地讲一些经典故事，进而详细讲解这四大名著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哲学和社会价值。他那丰富的文学知识和风趣幽默的语言，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后来许多老师也加入到听众的行列。可惜的是79年后，教学任务重了，一切为了高考的意识加强了。我爸爸的讲故事活动也就告了一个段落。如果算起来，我爸爸开讲坛的时间要比中央台的“百家讲坛”不知道要早多少年了。即便到现在，在鹅湖地区，只要谈到我爸爸，大家都会说：“吴老师的故事讲得真好。”每每听到这些话，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给我们绘声绘色讲故事的情景。

烟岚轩宇

（二十九）写着写着又记起来的趣事

每天在记忆深处探寻那些有点意思的事情，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有时难免会有所遗漏，但写着写着，那些遗漏的趣事又会浮现在眼前。

（一）三舅的囧事

三舅大我一轮，我俩都属蛇。他在我们兄弟俩还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妈到鹅湖帮忙带我们。他那时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哪里愿意看孩子带人，每天也是有点心不在焉。有一天，妈妈去上课了，弟弟还小，一岁不到，躺着在摇箩里，三舅在边上摇着摇箩哄着弟弟睡觉，也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故意的，一用劲，结果把摇箩摇翻了，弟弟被扣在摇箩里哇哇大哭。这一幕正好被下课回来的妈妈看到了，赶紧上前把摇箩扶起来，三舅也吓懵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还有一回，那是在桥溪下祠堂的厢房里，三舅抱着弟弟，哄他玩。那时没有玩具，就塞给弟弟一个回形针。结果转一圈后，爸爸回头看了看弟弟，发现他手里的回形针不见了，就赶紧问三舅回形针哪去了。三舅也支支吾吾说不上来，问弟弟，弟弟小，也表达不清楚，他还一个劲地又蹦又笑。这下可把我爸妈急坏了，嘴里还嘟囔着“这下要死，吞到肚子里去了，这可怎么办。”全家人就这么漫无目的找那小小的回形针。最后还是把厢房的地板撬开，才找到那回形针。这两件事，直到今天，我们家都会拿来笑话三舅。

（二）陈氏姐妹

说到陈氏姐妹，那又与弟弟有关。那时妈妈在鹅湖小学任教，弟弟还小，就托付给鹅湖农机厂的老陈师傅的爱人——陈师母看管。陈师傅家有三朵金花，我都喊她们姐姐。老大叫什么，我已忘了。老二桂凤姐，是我爸爸的学生，她可是景东区的骄傲。她和家在瑶里的一位女同学一起被部队选中，去北京当兵。后来听说找了一个高干子弟结婚了。邓小平访美从首都机场出发时，我们在新闻简报里还看到了她的身影。从她去北京当兵，我就没怎么看到过她。唯一一次见到她时，是在我爸家，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已调到陶瓷学院工作。她穿的很时髦，脚上还蹬着双高筒皮靴，说话的口音已是地道的北京口音了，站在那里，气场很足。说起金凤姐，我们就比较熟了，见面的机会也蛮多。在鹅湖中学学习后，她就去上师范了，与我的同学，也是桥溪人方红霞成了同学。据她说，她俩还是上下铺，这也是缘分吧。后来她去了广东工作，我们见面的时候才少了。我很佩服她当年南下的勇气，可以说如果她没南下去广东工作，那么她肯定就会在鹅湖这样的小地方工作一辈子，度过一生。她现在定居在美国，经常飞往世界各国旅游。看到她夫妇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开心照片，我也非常高兴。我还把她的她发在朋友圈的照片给我妈看，并在微信里为她点赞。前些天，她在保加利亚看到我的公众号里的文章，还感慨万千留言给我。从她们姐妹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能勇于抓住机遇就可以了。

（三）当红小兵的日子

七十年代，小学没有少先队员，只有红小兵。中学没有共青团员，只有红卫兵。我好像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当上了红小兵。当红小兵的标志，就是发给我一个红色的袖章，上面印有毛主席的手迹“红小兵”三个字。戴上了红袖章，再扛上一杆红缨枪，别提有多神气。我还记得有一年，说是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蒋介石反功大陆。我们红小兵也担负起在村口站岗放哨的任务。我们佩戴着红袖章、手握红缨枪笔直地站在村口大桥上，警惕地查看那些不认识的路人，如有路条（也就是他所在的大队或生产队开具的证明），我们就放行。如没有路条，我们就坚决不让过。我们还真的遇到一位走亲戚的中年妇女，她没有路条，我们也不认识她。她只说是朱锦那边的人，要去螺丝墩走亲戚。我们就坚决不让她过桥。她挎着一篮子鸡蛋，硬要过去，在推搡过程中，把她的鸡蛋打碎了不少。她又哭又闹，我们就把她押到大队部去了。结果大队里有个人还真认识她。于是大队的干部就把她放了。也许是担心我们这些红小兵原则性太强，处理不好这种情况，大队没让我们再去站岗放哨。这让我们感动非常非常的失落。因为我们觉得戴着红袖章，手持红缨枪，那是多么的威风啊。我们没岗可站了，也就不能再和电影里的小八路一样了。我还记得，我们小学还被派到鹅湖小学边上的山上去站岗放哨过一天。那里有公社设立的，用木头搭建的瞭望台。现在想起这事还真让忍不住想笑。全民皆兵在当时可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红小兵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大队开大会，由我们红小兵或者是基干民兵押送地富反坏右分子，到会场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押送那位地主婆（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提到）参加批斗会。小学毕业后，我去鹅湖中学读初一，便由红小兵自然转入为红卫兵了。

（四）九精的故事

九精是市里的人，他家住在中华北路上的大苏家弄弄口。我们在市里时，从胜利路上街，必定要经过那弄口。九精实际上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大概有三、四十岁左右。他喜欢站在弄口，看到有小孩经过时，他就会走上前来，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那些我们听不明白的话，手上还做出要捉我们的动作。我们这些小孩子，一看到他，也会脱口而出叫喊着“九精九精，不听话，捉到九精打三下”。我们边叫边跑，一刻也不敢停歇，直到九精停下脚步，不再追我们时，我们才停下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刺激感，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这后来竟成了我们路过大苏家弄弄口时的规定动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再也没见过九精了，他好像消失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路过大苏家弄弄口时，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似的。不会再一边喊“九精九精，不听话，捉到九精，打三下”，一边往东门头方向跑的情景了。

（五）昌江边的捣衣声

有人说昌江是景德
镇的母亲河，这话说一点也不为过。七十年代的昌江河畔市井风情更浓，散发出的魅力更为独特。那时候各家不要说有洗衣机了，连自来水也没接进家里。生活用水都是每天去放水点挑，而且还要用钱买。也许是为了省钱省力，也许是传统习惯所致，每个家庭都会把衣服拿到就近的昌江河边或水塘去洗。昌江河边的早晨到处都是洗衣服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浮桥到昌江大桥延续七、八里。昌江河水清清，哗哗流淌，“嘭嘭嘭”的捣衣声，在老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

现在，你来想象一下：天刚蒙蒙亮，有很多妇女，挎着一竹篮的衣服，拎着棒槌，陆陆续续赶到昌江边洗衣服。朦朦胧胧的昌江上还泛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耳边传来的是那棒槌锤击衣物的声音。此情此景，你会不会想起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幅唯美纯净的景象呢？

我妈妈每次回市里时，也会和市里的女人一样，一大早到昌江洗衣服。那时我们是穿过斗富弄下河的，河堤很高，而且比较陡。下河的小路，都是大家踩出来的。在冬天有霜有露水时，还很滑。妈妈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河堤下，选择一处有平整石头的地方开始洗衣服。昌江河边到处都是渣饼，我就站在河边打水漂，拇指与食指捏住小渣饼片边缘，手腕发力，渣饼片如飞梭般在水面连跳几次，很是有趣。水漂打够了，就在河边堆着渣饼玩。此时河中还有一些小型的机械船驶过，发出“突突突”的声音，这声音与那一阵阵“嘭嘭嘭”的捣衣声，混杂一起，构成了一首美妙的昌江晨曲。其实在这美妙的晨曲中也蕴含着许多生活的艰辛。

我童年的生活就是由这些点滴的事情组成的，有快乐，也有一丁点儿心酸。因为少年不知愁之味啊。

烟岚轩宇

（三十）东拼西凑的两件事

今天纠结了很长时间，不知从何下笔才好。本想以上初中为主题，来结束在桥溪的生活回忆。可写着写着，我又想起父母以往经常在我们面前谈及“文革”时的一些事情。我想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冲击都很大，尤其是教育。而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从事教育工作，更应该铭记那段历史。于是我又重新起笔，写起那些我听来的“文革”中与我家有关的轶事来。写了一段后发现又写不下去了，因为都是听来的事，没有亲身经历，写不出真情实感。转眼一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回忆，那就想到哪，就写到哪，没有必要把自己圈住。于是就有了这边东拼西凑的文章，用来结束我对桥溪生活的回忆。从明天开始，我的回忆就要正式转入鹅湖中学阶段了。

我一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听爸妈说，我们家当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好在我爸爸家庭出生成分硬，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如果按我妈妈的家庭出生成分来说，那肯定是要遭殃的。因为妈妈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我外公在抗战时，曾当过国民党少校军医。因在江西一场阻击战中，他所在的后方医院被日本人偷袭，他侥幸逃脱，便偷回老家鄱阳城里躲了起来。文革中受此牵连，被打倒，下放到古县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妈妈因为这个原因，在那场风暴中，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人揪出来开批斗会。用妈妈的话来说，是真正的夹起尾巴来做人。

爸爸虽然脾气很大，傲气得很，但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让他在运动刚开始时保持低调。他在江西师范学院上学时，因站在那些老教授一边，帮他们说话，被划到“保皇派”一边，差点被打成右派。这个经历促使他在文革初期，变得小心翼翼。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爸爸也受到了牵连。鹅湖中学要揪“保皇派”，我爸爸就首当其冲，榜上有名。也许是运气好，在我爸爸要被揪出批斗前，有一支从辽宁来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从安徽进入瑶里，并抵达了鹅湖。我爸爸就像捞到救命稻草似的，连夜赶到他们驻地倾诉，就说他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现在被鹅湖中学家庭出生不好的领导打压，要被揪出批斗等等。辽宁来的红卫兵一听就火冒三丈，当即决定第二天到鹅湖中学去造反，要坚决制止地富反坏右对工人阶级的反攻倒算。就这样，剧情得以反转，我爸爸成了革命者，那些想打倒他的人成了反革命。尤其是当时鹅湖中学的一位女领导，还被挂着破鞋游街批斗。爸爸后来说，那时斗争很激烈，你不很斗她，她就会玩命地斗你。想想真不应该把一个女老师弄得身败名裂，灰溜溜地离开了鹅湖中学。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浪潮中，我爸爸在妈妈时刻的担心中，总算是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当然，他的一些出生成分不好的同事，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们被强制戴高帽子，双手也用墨汁涂的漆黑，还被押着在鹅湖街上游行示众。

后来，妈妈被调到桥溪小学任教，也就远离了鹅湖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家也就过上较为平静的生活。其实当年我爸爸特别担心的是我叔叔。我叔叔正在市里二中上学，他参加了红卫兵，成天也是参加各类活动。后来他和几位同学还揣着一纸介绍信出去搞串联去了，这可把我奶奶和爸爸担心死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几个差不多跑遍了全中国，而家里却没有一丝关于他们的信息。我长大后，爸爸妈妈说起这事来，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感觉。爸爸说，那时大家都是明哲保身，不敢多言语。即便是平日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在一起，不谈政治、不谈教学，只谈生活琐事。学生也不学习，只知道造反，开批斗会。这种日子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消停下来，学生也慢慢会去教室上课。但随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深入开展，学校劳动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要多，美其名曰：在劳动中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正因为这样，我被迫多读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因为我爸爸说中学里劳动太多，担心我年纪小，吃不消，不同意我升入中学学习。那时我也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继续在桥溪小学读第二个五年级。这样算起来，我小学整整读了六年半。什么春季入学改秋季入学，我也都经历了。后来初中改三年，高中设高三，我都碰上了。也可以说我是随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步伐成长起来的。

我在桥溪小学的第二个五年级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课本里的内容都学过，再怎么学，也学不出新意来。那一年我家已有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整天没事就去捣鼓着收音机，觉得这小盒子很神奇。我每天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中可以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听到一些新闻，又可以在小伙伴面前显摆显摆。过去没收音机时，农村里的人，想要了解国际国内大事是很困难的。只有那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可以通过看报，知晓这些情况。我爸爸最喜欢下班回家时，从学校带几张报纸回家看。我和弟弟一方面看报知天下大事，另一方面，通过看报来达到识字的目的。等到农民们找来报纸看，那已是不知过了多少天的旧报纸了。当时，我们知晓天下事，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看《新闻简报》电影。那时每次放电影时，都会放映一集《新闻简报》，其内容基本上是国家领导人（以周总理为多）接见非洲朋友的新闻。时间有可能是一年前或更长时间的。记得在周总理逝世后，桥溪放电影时，所放的《新闻简报》的内容，还是周总理接见坦桑尼亚的朋友。

自从有了收音机就不一样，各种新闻伴随着电波，一下就传到我们耳边了，我们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就更便捷了。收音机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耗电池。两节大号电池听不了多久，就没电了。为了省钱，少买电池，我爸爸最后没办法，就把收音机收起来，要听时才拿出来，并规定每天只能早晚听新闻。

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甚至认为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这些伟人，是不会去世的，他们是万寿无疆的。因为我们天天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当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们一个个愣在那里，半天没缓过神来。

我在桥溪小学参加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是全校师生在桥溪村的小巷里游行，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听妈妈说，这是公社革委会下的指示。我们穿梭在村里的每一条小巷，高呼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正在走的走资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口号。此次集体游行后，小学就没再组织集体活动，甚至是六一儿童节也没开展活动，大队也没有杀猪，给我们吃忆苦思甜饭。我的小学生涯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我带着好奇和憧憬迈入了中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