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

烟岚轩宇

（十三）物质交流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北方有大集赶，南方就少的可怜。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又不允许搞市场经济，就更不用说赶集或者是赶庙会了。我在鹅湖那些年，却幸运地赶上了一次大型的物质交流，好像还是由景东区革委会组织的。当时浮梁县是分为景东区和景西区。东区所在地是鹅湖，西区所在地是在蛟潭。最后才合并为浮梁县。

       我已记不清这次物质交流是哪年举办，大概率是1973年下半年。因为当时鹅湖电影院还没建起来，所以举办物质交流那三天，景德镇市里的京剧团，是在公社办公大院旁的空地上，搭戏台唱了三天的样板戏。剧目是刚刚排练出来的现代京剧《杜鹃山》。这对当时经常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我们来说，新鲜感就特别强。

      物质交流大会真的是很热闹。十里八村的人都涌进了鹅湖村。瑶里的、桃岭的、渭水的、天宝的都来了，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特别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震撼力巨大。那时学校也放假了，我三天基本上没见到我的父母，也不大清楚他们做什么去了。我曾在饭点时到中学找我的父亲，准备到中学混餐饭吃，结果没能如愿。三天六顿饭都是在物质交流大会上混的。当时，个人是不准摆摊设点参与物质买卖的，否则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要被民兵抓起来，去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参与物质交流的，都是周边的村集体或生产队。他们把集体多余的物质拿出来互相交换。我们大队也参与了，在鹅湖供销社前面的马路旁，用木头搭建了一个大棚子，用于堆放需交流出去的物质。并为参加交流大会的村民提供饭食。那三天，我找不到父母，也没有吃饭的地方。一到饭点，就带着些许害羞，蹭啊蹭的出现在那大棚子周边。棚子里的村干部一看到我，就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吃饭。现在我回忆起当时我那扭扭捏捏神态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物资交流结束后，我父母还问起我，这三天吃饭的事情，我就如实告诉他们，是在村里设的点吃的饭。他们感慨地说，还是桥溪人好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到区里去帮忙组织物质交流大会了，根本没功夫管我们。

       我们大队为了参与这次物质交流，那也是下了血本，他们还把虎形水库的水都放干了，抓了很多大鱼。每条都有十几斤重，可把我看呆了。这些大鱼后来都被区里交流走了。晚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商量，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虎形水库看看，能不能趁村里的干部不注意时，捡个漏，弄它个一两条大鱼回家。第二天等我们赶到虎形水库时，站在水库大坝上一看，原来碧波荡漾的水库，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泥塘。周边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在那泥水中搜寻漏网的鱼。我们也赶紧下到水库中的泥塘里搜寻起来。冬天的泥水冷的刺骨，我们全然不顾，一心想弄几条大点的鱼回家。最后我们也只抓到了十来条巴掌大的鲫鱼，分都不好分，这离我们来时的期望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一一个都焉不拉几的，耷拉着脑袋回家。到家稍微收拾一下，又往鹅湖去赶热闹。

        物质交流大会除了交流物质，就是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每天下午大家可以看新样板戏《杜鹃山》，欣赏市京剧团精彩的演出。那演员的唱腔时不时赢得台下村民的热烈掌声。我们这帮人早已把在虎形水库的不愉快，扔到了九霄云外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一到晚上，公社放映队，就在邮电局前的空地上，挂好幕布，开始放电影。虽然都是老片子，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为了寻找乐趣，我们还跑到幕布的反面去看。那幕布上的人的动作全变成了反手反脚，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三天的物质交流很快结束了，市里京剧团也回城了，鹅湖的马路两边，又回到昔日的模样。那时的我虽然不知道，这物质交流到底交流了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杜鹃山》里的柯湘和雷刚的形象却深深烙在我的心里。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员在台上的演京剧，印象很深。比起看电影来要带劲多了。事实上，我也看不懂，听不明白，就觉得现场演出热闹、好玩。

烟岚轩宇

（十四）与鸟有关的故事

农村的鸟特别多，常见的有麻雀、八哥、斑鸠、喜鹊、燕子、乌鸦和野鸡。特别是麻雀每天都在天空上飞来飞去，自由的很。

       村里有两个裁缝师傅，一个姓段，一个是同学李训的父亲。姓段的师傅是外乡人，不知是什么时候到村里定居的。老段除了会做衣服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经常挑着两个鸟笼，到附近横港里和汪家碑一带的树林里去遛鸟。听人说过，鸟会带鸟。他家的鸟笼经常会多出一两只鸟来。也许就是他的鸟放出去，把外面的野鸟引诱进鸟笼的吧。每次看到老段挑鸟笼出去，我们就会萌发出去捉两只鸟玩玩的想法。

       乡下的麻雀很多。我爸爸曾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全国开展过“除四害”运动，那时农村的麻雀几乎要绝迹了。不料“除四害”后没几年，农村的麻雀又多起来了。它们叽叽喳喳，成群结队到处飞着。有时成群的麻雀扑棱棱飞来，像是一片快速移动的乌云。特别是“双抢”晒谷时，晒场上到处都有麻雀。它们不怕人，你驱赶，它就飞走。你不赶，它们就使劲地啄谷粒吃。农民没办法，就扎个稻草人，在稻草人的手臂上绑上一把破蒲扇或者是颜色鲜艳一点的破布条，微风一过，蒲扇或色彩鲜艳的布条便会晃动起来，以达到驱鸟的目的，但效果很不明显，麻雀依然很多。我们这些小孩，也想了许多法子去捕捉麻雀，但这小东西太狡猾，太精明了，一丝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惊走。无奈，我们也只好由它去了。麻雀们依然满世界飞，依然活跃在晒谷场上与人共舞。麻雀很是喜欢站在电线上休息，有时成群结队的麻雀就集中停在马路旁的电线上，那整整齐齐、一长溜的麻雀像是在开会似的，十分壮观。

        八哥、斑鸠、野鸡这些稍大的鸟儿，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了。八哥通体黑色，训练好的八哥还会说人话。我当时做梦都想拥有一只会说话的八哥鸟。可惜的是，一直到我家搬回城里，都没能实现这一梦想。但说起抓八哥这件事，我们还真做了一件坏事。那一年的冬天，鹅湖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地面上白茫茫的。在中学平日堆放茅草柴的空地上，时不时有一些鸟儿飞来觅食。我们在中学食堂老何师傅的怂恿下，弄来几捆干稻草扔在那些覆盖白雪的茅草柴垛上，并把老何师傅拌好乐果的米饭，撒放在上面，任由那些觅食的鸟儿去吃。没多长时间，就毒倒了一片。当时我们这些小孩非常非常的兴奋。在分得的死鸟中，有八哥，也有斑鸠。现在想来，真是有些罪过。如果放在现在，那可是违法的，是要被判刑的。

       我还曾经用乱麻捉到过一只斑鸠。也是在一个下雪天，我按照村里的大孩子说的那样，弄了一团麻，独自一人跑到荞麦冈上，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稻田里还散发出薄薄的雾气。整个世界仿佛被施了魔法，就像童话里纯净的仙境。我从一个稻草垛里，抽出一捆稻草，把那团麻，缠绕在稻草上，把它放置在稻田中。远远望去，白茫茫的雪地上，露出一点金黄色的稻草，煞是惹人眼目。过了一个来小时，我又来到荞麦冈，还没走近放置稻草的地方，就远远看到一只斑鸠在挣扎，想要飞走 我兴奋地冲过去，把那斑鸠死死地按住，并解开缠绕在它脚下的乱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徒手抓到的鸟儿，还是一只漂亮的斑鸠。我兴奋的一塌糊涂，抱着那惶恐的斑鸠，一路蹦蹦跳跳回家了。

       我在桥溪，还到琅玕山装过弓（当地人发音为“jiong”），一种简易的捕鸟工具。具体来说，就是选个稍稍有点平的山坡，就地取材，直接用根小竹子，去其枝丫，在其枝头，绑紧一根细麻绳，然后把竹子扳弯，在其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小小的坑，在小坑上平铺上一些小棍子，把麻绳的一段打上一个大大的活结圈，平放在平铺在坑上的小棍子上，并用一个灵活的机关固定好那麻绳一段，在坑里撒上一些谷子或米粒做诱饵。只要贪吃的鸟儿上前啄食坑里的食物，就会触碰到机关，那竹子就会弹起，并带动麻绳收紧活结，捆住那鸟。那一次我装好了弓，就回家了。过了两天，叫了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装弓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收获。好不容易找到那地方，就看到地上一片鸟毛，从鸟毛来看，应该是一只野鸡。那个打着活扣的麻绳已经解开了，估计是这只野鸡自救啄开。我后悔死了，回家的路上总在自责，为什么不把活结打紧点。为什么不早点来查看。这种既给了希望，却没结果的事，总是吊着我们这些小孩的胃口，实在是齁死人啦，让我们欲罢不能啊。

       在农村时，我们最喜欢的鸟儿是燕子和喜鹊，最讨厌的就是乌鸦。燕子是候鸟，春天来了，秋末就走了。春天燕子飞来，我们最欢迎它们到自家屋檐下筑窝。它们从田里啄来禾杆泥巴，一点一点垒地起来，累成一个弧形的穴巢。这就是它们的家，一旦小燕子孵化出来，屋檐下叽叽喳喳的燕语不时的飘来，煞是热闹。燕子认旧，今年飞走，明年飞来时，它会准确地找到它的旧巢穴，稍微收拾一下，就又成了一个新家。当地人也十分喜欢燕子。听老一辈说起，燕子不仅吃害虫，还会预报天气呢。有句谚语就说，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很快就来到。长大了，我才知道，人们把燕子还誉为“春天的使者”。白居易还留下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诗句呢。

       那喜鹊就更不用说了，一听名字就喜庆。我们从来没有动过脑劲去捉燕子和喜鹊。因为它们是幸福、喜气的象征。我们要去打它们，大人们就要骂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不会在它们身上动歪脑筋了。   

       农村的乌鸦也有很多，成天嘶哑着喉咙“呜啊呜啊”地叫个不停，难听死了，很是烦人。村里的老人常说“乌鸦叫，祸事到”。这更让乌鸦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常被大家视为不祥之兆的鸟儿。我们这些小孩自然也不例外，打小就不喜欢它，平日里看到它，都是有多远就走多远，根本就生不出打它主意的念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很大，鸟儿的数量也少了很多。现在国家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鸟儿又飞回来了，种群也大起来了。走进农村，到处都可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儿的叫声，非常悦耳动听。而城里随着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大楼越建越高，聆听鸟鸣虫叫，亦成了一种奢望。静听鸟鸣虫叫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舒缓下来，安静下来。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职业——鸟鸣虫声录音师。他们把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声，录下来，配上轻音乐，挂在网上让人欣赏。这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现象吧。

烟岚轩宇

（十五）看电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吸引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

      那时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我们小孩子，要么去抓迷藏，躲猫猫，要么就跟着大人屁股后面去听他们海阔天空瞎吹牛皮。但只要一听说那个村放电影，哪怕要走十几里路，也会屁颠屁颠地去赶热闹。如果在本村放电影，就会早早搬条长凳到放映地去占一个好位置。看电影的时候，还会带上南瓜子、花生去嗑。大人们边看边聊天，我们这些小孩刚开始还会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后来就聚拢起来，人群里窜来窜去，好不热闹。年轻人反而都是站着看电影，他们故作深沉，还用一种嫌弃的眼光瞟着我们，有时还会吼我们，瞎得我们又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时我们看的最多的影片，应该是《地道战》、《地雷战》、《突破乌江》、《南征北战》等影片。这些老电影我每部起码都看过二十遍以上。连里面的台词都记得。《地道战》中高传宝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刘江演的汤司令“高，实在是高”；《地雷战》中那铁蛋一句“不见鬼子，不挂弦。”；《南征北战》中国民党两军长在通话时的对话更绝。敌张军长说“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敌李军长就声嘶力竭地叫着“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还有那《侦察兵》里的我军郭参谋伪装成国民党将领在视察炮兵阵地时，用白手套，摸那炮管，看到粘满黑灰时，盛气凌人地说“你们的炮是怎样保养的”：还有那《渡江侦察记》中的“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英雄儿女》中王成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些精彩的台词可是伴随了我整个乡村生活，成了我们平时玩一些打仗的游戏时，必学的经典用语。

      我经常跟着公社的放映队到处看电影。公社放映员武万里曾下放在桥溪大队第六生产队，他的对象下放在京山生产队。他们与我父母关系挺好，所以他调到公社当放映员，我最高兴了。跟着放映队到周边村子放电影，那是一个美差，不仅有玩，还会有点心吃。没到一个村子放电影，村里都会准备一些点心，也就是夜宵。有饺子粑，炒碱水粑，炒年糕等等。但我最开心的是弄一些电影胶片。因为电影在放映过程中，胶片有时会突然烧断，这时放映员就要把烧掉的胶片剪下来，再接着放。那剪下来的胶片，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这些胶片可就是我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宝贝了。那时，为了获得这些胶片，我也是拼了，困了就趴在放映机旁睡觉。反正一步不离放映机。

        在农村看电影印象深的还有这么几次。一次是在鹅湖中学旁的笔杆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反正就是剧情里，主人公的生活很苦很苦，银幕下的观众，特别是妇女没有一个没流泪，有的还放声大哭起来。再一次是在我们村里看电影，一般我们村放电影都会到马路旁的四队晒谷场，银幕就挂在四队仓库的墙上，很是方便。唯独一次放在了桥港下的河滩上，也是我们二队的晒谷场。那天放的是木偶片《小八路》，片尾的主题歌我至今还会唱几句“小八路，扛起枪，英勇杀敌上战场，上战场……”。再就是一晚连轴看的越剧《红楼梦》。农村的妇女都喜欢看，她们还边看边学唱。男人和小孩子没几个喜欢看，电影放到半中间时，很多男人和小孩都回家睡觉去了。我因为想得到电影胶片，就只好跟着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的跑，并硬着头皮一遍一遍地看，直看得眼皮打架，哈欠连天。因为第二天一早，这影片就要转到别的公社放映，所以那一晚放了个通宵，直到东方泛白，天要亮了才结束。那晚我的胜利果实就是吃了好几顿夜宵，两只眼通红，一副瞌困相，外加十几张小胶片。

     许多电影因为看了多遍，为了求个新鲜，我们就往往会到银幕的反面去看。银幕反面看到的画面全是反手反脚的，让人忍俊不禁。这也算是看电影看出一种全新的感觉了。

       那时我还看了不少外国电影。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阿尔巴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朝鲜的《卖花姑娘》、《火车司机的儿子》等等。后来还看过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两部经典影片。这些电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影《闪闪的红星  》上映时，整个鹅湖是轰动的，几乎周边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鹅湖河滩上观看这部在鹅湖这片土地上拍摄的影片。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段故事。

       鹅湖后来建了一个电影院，就很少再放露天电影了。记得在那个电影院里我看了《少林寺》。那时我已经参加过一次高考，正在补习，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少林寺》里精彩的武打镜头把我都看呆了，紧张的备考情绪一扫而空。成天就琢磨如何练功什么的。那时我家已搬到中学了，每天需要到学校水井里打水，平常都是挑回家，看过《少林寺》后就变成了一手平拎着一个水桶，踉踉跄跄拎水回家。我第一次的高考，是在黄泥头中学考的。记得考试前一天晚上，中学旁边的地质队在放露天电影，我还去赶热闹，看了场电影，全然没把高考当回事。

      后来不知为何，随着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电影却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也已经很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我总觉得现在的电影没以前的真实、纯朴了，假的成分太多。我也就懒得去看了。

烟岚轩宇

（十六）错过当演员的机会

上一篇写看电影的一些旧事时，提到了《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在鹅湖长大的人的永存记忆。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大概八岁那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到鹅湖进行《闪闪的红星》拍摄和取景。摄制组就住在当时景东区政府办公大院里。鹅湖一带的古桥、古树林、古民居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摄制组的目光。许多经典镜头都是在鹅湖这一带完成的。我家当时住在桥溪，这座像迷宫一样的村庄也吸引摄制组的人去写生拍照，可惜就是没上电影。当时去我们村写生的解放军，都是骑马去的。我们胆小，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些高头大马。摄制组的人还在当地到处走访。他们还到桥溪走访了一位姓王的下放干部。我们小孩子喜欢赶热闹，但也胆小，只是怯怯地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朝姓王的家望去。我也曾近距离与演潘冬子和演椿芽子的演员接触过。那是摄制组带他俩去到鹅湖小学谈插班上学的事，我当时跟着我妈妈正在鹅湖小学办事，正好遇到他们。他俩都比我大好几岁，和他们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小孩，就显得太没出场了，一个个畏畏缩缩，都不敢向前。或许是当主要演员，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缘故，演潘冬子的演员就有点傲气，他手中还牵条大狼狗，一副好起抖的像，神气的要命。与他相比，椿芽子就显得低调多了。后来还听说演椿芽子的演员在拍《黄河少年》时受伤了，我们大家都为他感到难受。演潘冬子的演员，后来也演了《十天》等电影，那时已他长大了好多，全然没有了他演潘冬子时的那份可爱了。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山山水水，都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潘冬子被吊打的大樟树是在张村；“有米不卖”的米庄是在臧湾村：白狗子过桥摔下桥的地方是在东埠；潘冬子送盐过哨卡是在锦溪；在满山红杜鹃欢迎红军的地方，在鹅湖往天宝去的路边小山上。游击队攻进柳溪村的场景是在鹅湖农机厂对面的小路拍的。电影里的群众演员，很多都是我们认识的当地人。他们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村民，有的是学生。所以在鹅湖首映这部电影时，有近万人涌进鹅湖村边的河滩上去观看这部备受鹅湖人自豪的电影。那场面可以说空前绝后，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了观看，几乎每个村子都成了“空村”。《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当时是准备在鹅湖的举办首映式的。结果是一波三折，首映式却被渭水公社的人截胡了。那一天我们在鹅湖河滩上占好座位，一直等到好晚，结果等来了公社领导的通知，说是渭水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王港乡》的人，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队拦下，非要他们在渭水公社放映一场。看到渭水公社的老百姓那么心切，放映组的人只好停留在渭水公社放了一场。

     自然事实上的首映也就归渭水公社所有。鹅湖仅仅是举办了首映式的流程。第二天当我们重新在河滩上占位置，把放映组的人等来了时，全场轰动起来。当放映组领导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全鹅湖公社的父老乡亲道歉时，大家都很激动，持续爆发热烈地掌声，电影正式放映，大家一看到电影里有认识的群众演员时，都会大声囔囔，这是谁，那是谁，好不热闹。整个鹅湖河滩充满着欢声笑语。影片放映结束了所有的人都依依不舍，久久没有散去。那天晚上可以说是鹅湖的节日，也是鹅湖所有百姓的狂欢节。群众演员里有两个名气最大，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对象。一个是公社姓舒的干部，好像当年还是管教育的，与我父母都很熟悉。他演的是潘冬子送盐过哨卡时，被白狗子抓起来的路人。他一出现，大多数人都认识他，自然轰动效应最大。另一个就是当潘冬子替身的东埠的一个小孩。虽然认识他的人不多，但他在影片里出现了好多次。有知道的人一看到，他替身潘冬子出场，就会大声介绍，结果大家都知道东埠有个小孩当了潘冬子的替身。

       当时我也差点被选去当群众演员呢。我记得，我当时在鹅湖中学，正在和两个教工子弟在一起玩游戏。这时摄制组的人也来到鹅湖中学挑选群众演员。他们一看到我们三个人，就很热情地叫我们过去。我们仨一听到解放军在喊我们，吓得起身就跑，躲了起来，直到那些解放军离开学校后，才敢出来。现在想想，这的确是错过了一次绝佳上电影的机会。因为他们在选一些与潘冬子、椿芽子一般大小的群众演员。如果我们仨胆子大点，表现大方些，上银幕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摄制组住在鹅湖，自然也少不了要开展一些体育活动。只要摄制组休息时，他们都会组织和鹅湖各单位的人打篮球。当时鹅湖也就是农机厂那里的场地好些，所以篮球比赛基本都放在那里。我爸爸和演胡汉三的刘江老师基本上就是固定当裁判。爸爸曾跟我们说，刘江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不要看他专演坏人，他可是个有大学问的大好人。

      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也是因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影片。大概是1975年4月份，也是杜鹃花开的季节。一辆中巴（我们当时说是班车，脑海里根本没有中巴的概念）载着十来位高鼻子的人，在鹅湖十字路口停下来。他们车上堆放了好多摘下来的杜鹃花，也就是映山红。据说他们是在北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被影片中的景色吸引过来的。这些人在鹅湖一下车，就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看到那些外国人的服装，大家都笑起来，说他们是用麻布袋做衣服穿。其实这些老外都是穿着格子呢做的西服。当然这也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老外全然不顾当地人的嘲笑，他们拿着相机就朝人群猛拍，甚至把一些破旧的茅厕都拍了一遍。他们还把身上的糖果撒在地上，让我们这些小孩去抢，然后再拍照。我因为不好意思，也就没去争抢那些地上的糖果。等到老外上车走了，我也迫不及待问那些抢到糖果的小伙伴，讨了一颗吃，也算是尝到了外国糖果的味道。

      其实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到鹅湖拍了一部电影，但与《闪闪的红星》相比，那阵势和关注度都要小得多，也没什么名气，在鹅湖人心中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这应该是1980年下半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又来到鹅湖取景拍摄。这次他们要拍的影片，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更不用说看过了。这也是一部反映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赣南根据地的红军伤员，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影片，它名叫《红线》。那时我正在上高二，要面临第一次高考，学习蛮紧张的，也就没去理会这事。但我很多同学都成了这部电影的群众演员。他们是去演游击队员。每次他们被接出去拍电影，回来就会跟我们这些没去当群众演员的同学，胡吹海吹，特别是说摄制组那边的饭菜特好吃，齁的我们要命。

      对《红线》这部电影，我也没什么印象，甚至都没看过。直到前几年在网上看到它时，我立即下载观看了。当看到那些由我的高中同学扮演的游击队员时，我已认不出几个了。当我渐渐老去时，银幕上的他们依然还是那么年轻。这更让我有些后悔当年没去当群众演员。这或许是我第二次错过上银幕的机会了。我也曾暗自对自己说，如何再来一次拍电影的机会，哪怕是天塌下来，我也要争取上一次银幕。可惜我第三次上银幕的机会却始终也没来到。

       两次错过上银幕的机会，也算是我人生的一种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