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烟岚轩宇

（九）“师院人”

从9月10日报到注册，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师院人”。仅仅过了短短的52天，我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师大人”。因为学校改名为江西师范大学了。1956年，我爸爸是刚成立的江西师范学院录取的第一届学生，而我现在却成为以江西师范学院校名录取的最后一届学生，联想起来也的确有点意思。

       这段日子除了军训，我们有三件大事值得回忆。这第一件事是班上分组、选班委。全班109人，分为了八个组，我分在三组，组长是我的室友周曙光，组员有刘溪（宜春奉新）、熊先荣（抚州临川）、陈晓凌（九江星子）、夏书文（抚州金溪）、封武（上饶）、黄杰（九江修水）、谢日元（赣州信丰）、张鸿（抚州临川）、林涛（女，南昌莲塘）、周旭清（女，鹰潭）、万芬（女，南昌）、仇敬东（女，南昌莲塘），共14位同学。班长刘溪、团支书张盛孝（吉安）、生活委员孙秋生（鹰潭）、劳动委员刘权辉（吉安）、文艺委员邓礼萍（萍乡）、纪律委员蔡爱民（南昌新建）等等。班、组干部任职后，各小组都会开个组会。因组长在我们宿舍，所以组会地点也就安排在我们宿舍。记得当时我们住一楼，平时洗好的衣服，大家都会晾在走廊上。开第一次组会的那天也怪，走廊上只有我宿舍晾了衣裤在走廊上，其他宿舍的同学比我们勤快，洗好的衣服都晒到宿舍外的晒衣杆上去了。我们组四位女同学一看，柳眉一竖，大声让我们把衣裤都收起来，当时我们六个人，脸上露出十分尴尬的神情，乖乖地把衣裤收了起来，也不管干湿，就塞到各自床上。这时，这四位女同学，才迈步走进我们的宿舍，脸上还带有一丝嫌弃的神态。那次会开得不长，主要是互相认识一下。会后我们宿舍就炸开了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起组里的四个女同学。得出的结论是，这四人不好惹，大家以后小心点。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大三寒假后，我便与万芬谈起恋爱来，当然这是后话了。我还忘了一件事，就是报到注册时，我知道了我的学号是834101。83代表是83级；4代表中文系；101代表是我。这个学号伴随了我四年，是我在师大的代号。

        第二件事是唐老师结婚。我的辅导员班主任唐老师是中文系79级的，83年毕业留校，成为了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他年级比较大，毕业时已有30岁了。他结婚时，我们都不清楚，只是几个班干部知道。但我们发现10月份，唐老师基本上没来陪我们做早操，这点让我们有点感到奇怪。不过也好，他不来督促我们起床做操，我们就趁机多睡会懒觉。

       第三件事是我们的校服发下来了。校服发下来时，我才明白入学报到交20元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师范生好，上学不用交钱，国家还给生活费。交钱时，我心里还嘀咕着呢。校服是一套带点淡青的白色西服，穿在身上很是神气。从此只要是大活动，我们都会穿上校服去参加。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都穿校服，那肯定是学校或系里有大活动。那时附近的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都没有校服，我们师范学院是独一份，这也让我们倍感自豪。可惜的是校服没有留存下来，只存留在少许照片中。

       军训后，我们开始正式上课。我班上的固定教室在第二教学大楼二楼东头，紧挨着系里的办公室。第一次听大学老师上课，心里很激动。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第一堂课是《写作》，教材是《写作通论》，老师王琦珍。王老师个子不高，但很有激情。三节连堂课下来，依旧是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他当时讲得是《绪论》部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品文，他信手拈来、倒背如流。这可把我惊呆了。我爸爸曾说过，他在师范学院学习时，有个老师叫熊化奇，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一个写了几个字的火柴盒，就能讲个不停，而且非常风趣幽默，大家都听得如醉如痴。当时听爸爸说，我还有点不相信，现在一听王老师精彩的授课，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里直想大学老师就是与众不同，水平不凡。我也暗自下决心，要博览群书，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人。关于师大老师，我在后面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来回忆。

烟岚轩宇

（十）变身

今早有位网名叫“  已过重阳种菊花   流连秋色带霜华”  看完我昨日的 文章，发来留言指出“看校方“历史沿革”说是1953年院系调整，以南昌大学师范部为基础，成立江西师范学院。”我赶紧查了一下江西师范大学的校史，果真如此。所以在昨日文章中误把我爸爸那届学生（56级），当作是江西师范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就是我的一个错误的记忆。前面几篇也有一些记错了40多年的事，这里也一并更正，我的高考成绩为482分，比我记忆深处的要高出一分。董春雨的高考成绩是486分，我却一直记成了483分，不过梦里梦到的真的是483分。就此感谢所有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

       前文说到1983年11月1日，江西师范学院改名为江西师范大学。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师大人”。

        我们听说学校要改名的时间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说实在的，那时不像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更名如此关注，当时人们好像对“学院”、“大学”的名号都无所谓似的。改名也好，不改名也好，大学生都是时代的骄子，社会的栋梁。10月底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人在装扮学校大门楼，道路两旁插上了好些彩旗，校园里有了不少喜庆的色彩。我们宿舍六个人商量一下，赶紧去拍个照留念。于是我们穿上校服，兴高采烈地到校门口拍照。我们一人拍了一张单人照，六人还在一起拍了张合影，身后的校名还是江西师范学院几个大字。这也许是江西师范学院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迹了。可惜的是，江西师范大学挂牌后，我们没在老大门前留个影。，只是在新大门落成后才拍了一些照片。

      学校改名，正式挂牌是在11月1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那天挂牌时，校大门口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十分热闹。学校也举办了庆祝会，可惜我们都没参与。当新的江西师范大学的校牌挂出，估计有很多很多同学提出了不同意见。新的江西师范大学牌子，是由江西抚州东乡人士舒同亲笔书写的。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舒同何许人也，直道这字太差，没有一丝阳刚气，与江西师范学院那苍劲有力的字相差十万八千里。估计是学校听到了这些不同意见，就在行政楼前的宣传橱窗，出了一期关于舒同书法的介绍和如何欣赏舒同书法的方法。我们才知道舒同是马背上的书法家，还参加过长征，甚至当年连毛主席都称赞他是“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舒同的书法从“二王”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被称为“七分半”书！即篆、隶、楷、行、草、颜、柳各一分，何绍基半分，具有很强的原创性。舒同的字“浑圆遒劲，柔中带刚；自然流畅，不落俗套；学古不泥，融古化今，称其为书法大家，可谓名副其实。凡夫俗子，功力浅薄者无法会其奥妙；胸襟狭窄，举止拘谨者无法领其豁达。”这一下，为了不当凡夫俗子，我们就在宿舍里苦练“江西师范大学“六个字，力求学得形似，后来我发现第八组组长潘自强学得最到位，我也学的马马虎虎。

        我后来看江西师范大学校史发现，当年高校改名，只要省委省政府同意即可。后来我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工作，经历了更名这件事，深知高校更名的难度和复杂性。那时我想既然是省委省政府可以操作的，为什么非得到教育部去评审一下，当年把大家的名改了不就省了好多事。
        学校改名后，我也丝毫没感受到有任何变化。估计私下里悄然变化的事太多，只不过我们这些学生体会不到罢了。

        我们也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从师院人，摇身一变成了“师大人”，刚开始，我很茫然，但很快就变成愉快接受了这新的称号。因为新的江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证、借阅证都发下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我也就是被动接受了这个事实。

        其实我们这些学生根本不知道学校有两个关键时期，其中一个便是1983年改名。我还是后来到陶瓷学院工作后才了解，随着南昌大学的调整，1953年10月，江西师范学院应运而生，南昌大学随之撤销。这一重大变革，标志着江西师范大学在历史长河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江西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力量。我进校那年，江西师范学院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式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这一变革不仅标志着学校在教育事业上的新发展，更彰显了其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显著提升。这或许就应证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学校改名的好处，潜移默化，只不过在当年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直接感受罢了。

    学校改名后，我才去胡守仁、余心乐两位老先生家拜访，把我爸爸交给我的茶叶和书信奉上。两位老先生和蔼可亲，非得要我在他们家吃饭，我都婉言谢绝。在我毕业之前，两位老先生还到我宿舍看望我，这一点让我深受感动。
       我们也就这样平淡地完成了变身，从“师院人”变为了“师大人”。

烟岚轩宇

（十一）班级活动

班委，小组都成立了，唐老师也结婚了，校名也改了，大家都盼望着组织一次集体活动。这一天也终于如期而至，好像到了十一月中旬，我们班——中八三，终于开启了第一次集体活动——游梅岭。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日上午，大家都早早吃完早饭，在第五栋学生宿舍前的小空地集合，等全班109人，加上唐老师，共110人，全部到齐后，来接的大客车也到了。我不知道这车是租的，还是请林涛的父亲帮忙弄来的，后来我们小组与七组一起去永修云山真如寺活动时，就是林涛的父亲帮忙弄来的大客车。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对我们外地的同学来说，对南昌的了解，除了知道南昌起义，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虽然到南昌已有二个月，实际上也就跑了几个大商场。如八一广场、百货大楼、新华书店、中山路、小香港一条街、三泰商场、八一商场、胜利路、大众商场。这些地方我都去光顾过，还不能说是很熟悉。所以这次去梅岭，我是格外开心。心想等会到了梅岭，要好好参观一下陈毅写《梅岭三章》的地方。我刚把这想法说出，就遭到了周边几个同学的嗤笑。“操，还《梅岭三章》呢，那是在赣南，这都不知道。”一幅鄙视我的脸孔，弄得我满脸通红，非常不好意思。便小声嘀咕：“不是去梅岭吗？我哪知道还有叫梅岭的地方”。封武拍了拍我笑着说：“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到了，不就知道了”。路上，还有人提议唱歌，于是一路欢歌，一路笑语。我也把刚才那尴尬的一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客车驶过八一大桥时，我望着窗外的赣江，虽是枯水期，但江面很宽，远不是景德镇昌江可比的。江面上有很多机帆船缓缓前行，好一幅热闹的场面。江边还有一个大码头，停了许多客轮，比我小时候坐的汽划子要气派得多。我曾听爸爸说过，他有一年放假就是坐轮船取道鄱阳，再回景德镇的。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火车，坐汽车也不方便，有多个渡口要过，所以他就尝试坐船回家。我心里也在想，哪天我也坐船取道鄱阳回家。过了八一大桥，路就不好走了，路变窄了，还有些颠簸。过来蛮久时间，车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唐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方志敏墓所在地，大家在参观时，要保持肃静。唐老师话说完后，刚才还是一片喧闹声，霎时便变得鸦雀无声。大家不再有说有笑了，而是闭上嘴巴，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即便有人说话，也是小声交流。我望了望这地方，苍松翠柏环抱，周遭幽静安谧。从山下到方志敏墓，是一条一条宽宽的青石台阶。我们拾阶而上，步子也放慢了许多。到了墓前，我们列队，行了三鞠躬，便绕墓一周下山。等到了山脚下，我们大家才长舒一口气，又恢复了来时的喧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方志敏的故事，和他的《清贫》、《可爱的中国》。

       参观完方志敏墓，我们就去爬山。班上还特意组织了爬山比赛，前三名还有奖励。我也很努力地参加，虽然跑在前面，但没有得到奖励。我记得我还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举着一面红旗，摆了个向前冲的造型，让人帮我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一直在我父亲家里，后来数次搬家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但我坚信，那张照片一定还在家里，还在那些搬家后，尚未开封的纸箱里。爬山比赛后的活动，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了一个山顶，我们坐下休息，吃了自带的干粮充当午饭。下山的时候，已是下午。我们顺着台阶而下，这又让我想起从斗岭运家具下山的那一幕。自然，梅岭的下山台阶路，比斗岭的下山台阶要宽上很多，也要平整许多。经过一天的爬山，搞活动，这时大家都显得有些疲惫了。我记得是和罗刚鸣、封武几个一起下山的。等我们到了山脚下，大客车已停在那，下山快的同学，早已靠在椅子背上，闭目养神了。大概四点左右，我们便启程回校。回到学校，食堂还有饭菜。我们一个个吃完饭，洗完澡，便早早躺下睡觉。因为唐老师说，第二天还要起床做早操。

       时隔不久，班上有组织了一次集体活动——滑旱冰。那次好像是星期六下午。上午第四节课结束时，团支书张盛孝告诉大家，下午去福州路省体育馆滑旱冰。我那时就是一个老土，什么都不清楚，对滑旱冰更是闻所未闻，很是稀奇。在吃午饭时，李国平（南昌湾里）等几个滑过旱冰的人，就告诉我们，这项运动有多好玩多好玩，弄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即就去省体育馆。等我们下午赶到省体育馆滑冰场，里面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滑了。有的同学穿着那滑冰鞋，扶着周边的栏杆，笨拙地慢慢移动，有的同学已经像燕子似的，在场上随意穿梭。我发现我们组里的女同学万芬滑得非常好，她时而极速飞驰，时而旋转腾跃，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赶紧换上旱冰鞋刚站起来，想走进滑冰场，就感觉脚底像是抹了油，“扑通”摔了个屁股墩。我死命抓住栏杆，勉强站立起来，小心翼翼，扶着栏杆往前挪动着。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感觉可以放开栏杆时，谁料一松手，还没走两步，却又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一次摔得比较重，眼冒金星，脑门嗡嗡响。我坐在地上好半天都没起来。当我再次扶着栏杆站立起来时，我已经没胆量再去移动半分。这时，万芬看到我们几个狼狈样，就滑到我面前，伸出手牵着我说：“来，我来教你滑”。在她的帮助下，我勉强滑了一圈，就停下休息了。万芬就去教其他不会滑的同学了。我宿舍里，除黄杰滑的还有模有样，封武属于勉勉强强那种。剩下的谢日元、周曙光、张鸿和我四人就属于半斤对八两。不过谢日元最后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独立地滑起旱冰了，这点不由我不佩服他。我滑了那一圈，就再也没进场了，而是换下滑冰鞋，坐在边上欣赏他们在场上的英姿。每当看到有人摔跤，我们几个坐边上的同学就会放声大笑。

       这两次班级活动，拉近了同学的距离，使我们大家更加熟悉起来了。那时我班上一半男同学住5栋，还有一半男同学住在8栋，平时很少在一起，如不是这两次集体活动，让大家走近了，那要彼此熟悉起来，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烟岚轩宇

（十二）我的宿舍（1）

在《初识新同学》一文中，我就简单介绍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大一时，我们住在5栋115室，大二搬到305室后，就没再搬迁，一直住到毕业。四年的光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们在一起闹也闹过，笑也笑过，虽说六个人性格不一，但我们能始终相互包容，宛如家人一般。
        我们宿舍，老大是封武，他是63年的，据说他是出生于端午节，所以取名为武（午的同音字）黄杰是64年的，他是1月8日出生的，因为他的生日是与周总理逝世同一天，所以我印象很深。再按年龄依次排下来，应该是张鸿、谢日元、周曙光，他们三人都是64年的。我排行老末，65年出生。进校时，我们六人平均年龄19岁。

       我们刚刚聚在一起时，黄杰最为活跃，一天到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晚上卧谈会，他也是主角，我们时不时插上几句。封武老大，很是沉稳，话不多，但很有分量。我年纪最小，话语权不够，只能打打顺风旗。不过大二时，我接替周曙光当上了组长后，逐渐也能牛逼几句，可以对宿舍事务指手画脚了。

       四年的相处，故事多多，定下这小标题后，我满脑海里尽是当年宿舍的趣事。为此我筛选几个非常有特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也希望当事人看后予以补充，但不许骂我，因为四十多年了，也到了解密的时候了。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拉灯”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305室。话说有个夜晚，305室还是灯火通明，我和张鸿是头顶着头睡觉的，因为我们床头紧挨着，他的床另一头挨着箱架，睡觉时感觉不好。那晚我俩迷迷糊糊都要睡着了，这时我的上铺周曙光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黄杰，把灯关了，我要睡觉了”。我们宿舍的开关在房门口的位置上，黄杰住上铺，每天都是由他关灯的。这时的黄杰正躺在被子里看小说，一时也没理会周曙光。周连说几遍，看到黄杰没理会他，有点上火，就气呼呼地下床，到房门口拉开关线，把灯给关上，再爬回上铺躺下。这时，黄杰一看周曙光刚躺下，他就一起身，拉动开关线，又把灯打开了。周曙光更加火大了，再次下床把灯关了。等他刚躺下，这个死黄杰又把灯打开。就这样往返多次，最后周曙光气得大吼一声，一使劲，把开关线拉断了，这下宿舍里彻底没了亮光，我们几个躺在床上都笑个不停，睡意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但我们始终没吭气，生怕再弄出点响声，惹得周曙光不高兴。直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们看到周曙光还有些气鼓鼓的，我们就笑着说起此事，搞得黄杰很不好意思，赶紧向周曙光赔不是，周曙光才慢慢消了气，我们宿舍又恢复往日的和谐。

       再一个就是“桔子”的故事。大概是大三上学期，桔子熟了，张鸿的父亲给我们送来两大筐南丰蜜桔。送来的时候，周边宿舍都没人。我们六个人赶紧锁上房门，躲在里面吃起桔子来。我们边吃边商量，这么多桔子怎么办。如何等周边宿舍的同学回来，那肯定是保不住的。我提了一个建议，把桔子藏到箱子里。于是我把我的箱子腾空，把桔子倒在里面，结果还是装不下。张鸿又把他的箱子腾出一部分，这样就把桔子藏好了。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们还故意放了几斤桔子在书桌上。等我们把门打开后南丰蜜桔的香气飘出，对面的李建亮、潘自强等人，隔壁的姚亮、邓礼萍等人，一个个涌进来，把桌上的桔子一扫而空。还骂咧咧地说“操达西有（南昌话音），有桔子吃，也不说一下，还关上门。”我们赶紧笑着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就这样把他们打发掉了。那一个星期，我们每晚都要关上门，大吃一顿南丰蜜桔。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特爱吃南丰蜜桔，哪怕是现在大家都爱吃沙糖桔，我也难得吃上几颗，总觉得少了些桔子味。

        第三个就是关于“菜”的故事。关于师大的伙食，我会用一章节的篇幅来专题介绍。师大的伙食虽然很好，但吃多了，也会厌烦。我们大家，每次放假后返校时，都会带上一些家乡的菜，我也不例外。我妈妈总是在我寒假返校时，给我炒上两大罐银鱼肉丝，让我带到学校去。两大罐银鱼肉丝，最多就是两餐便扫光，那个热闹劲就别提了。宿舍里其他同学带来的菜，基本上都是几餐饭就干没了。因为寒假返校还是冬天，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好饭就到宿舍吃，不像夏天吃晚饭，我们全班的男同学，起码有80%是坐在马路边的路肩石上吃饭的，大家一字排开，很有次序地坐着，也是师大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那时回宿舍吃饭，开始没注意谢日元每次打完饭，就会爬到他的上铺床上，窸窸窣窣在箱子里，搜寻着什么。过了好几天，我们终于发现他是悄悄地从箱子里摸出一个小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自己的饭碗里。原来这家伙太狡猾了，刚回校时，拿了一包菜给我们吃，我们还以为大家带了的好菜全吃完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还一个人在吃独食，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声讨声中，他勉强从箱子里拿了几小袋出来。这个时候，我才吃出点味道，好像是辣椒炒腌制的野味。还真不要说，谢日元妈妈的手艺真好。吃完后，我们就开始审问谢日元，到底还有多少存货。他告诉我们，没有了，就剩下几包。我们五个人一致要求第二天中午把存货全部消灭。他无奈的只好答应。

      第四个就是关于“玩”的故事。其实我在前文《自得其乐才是真快乐》一文中已提及，为了保持我的大学生活的完整性，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那是我们宿舍老大封武，因踢足球扭到了脚，那脚踝肿得像个大包子似的。我们几个每天都会扶他去校医院换药。校医让他好好休息，为了找些事做，黄杰提出，自制一副麻将，陪他玩。那时，我连麻将是啥玩意都不知道，这老兄竟教起我们自制麻将。于是我们就去买了几副军棋（那时军棋只要几毛钱一副），宿舍六个人轮流到校医院开伤湿止痛膏（一次只能开一包）。六个人关上门，躲在宿舍里开始制作麻将。知道麻将是啥玩意的黄杰和封武，就负责画。我们四个人就负责剪贴，硬是花了几天功夫，弄出一副麻将牌。每天晚自习回宿舍就开始打起麻将来，这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他宿舍的同学还来借去学习呢。可惜毕业离校时，那副麻将不知所踪。唉，如果还留着，我想把它放进校史馆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由此也可看出我们学中文的，同样也具备创新创造能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