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活在恐惧中的“国师”

曹操说

这种宽容一直延续到了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为了把走失的学生找回来，一路跑到大城市去求助，最后学生找到了，电视台还派车把他们送回了村，社会各界捐了一卡车学习用品。张艺谋在片尾用字幕写了这个好结局。有人觉得太理想化，甚至有点粉饰现实现实比电影残忍得多。十多年后，全国有45万代课老师被清退。

电影拍出来后，张艺谋还是按照惯例把片子送到了戛纳参展。那年他其实送了两部，一部是《一个都不能少》，另一部是《我的父亲母亲》。没想到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说他喜欢《我的父亲母亲》，但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能放弃参赛，理由是“他像是在帮政府做宣传”。这话气得张艺谋直接发了一封公开信。在信里，他宣布两部电影全部撤出戛纳，包括雅各布很喜欢的那部。信里他说，西方人看中国电影总是只有两种分类方式：不是反政府就是替政府宣传，这种看法太简单也太武断。张艺谋显然是有点老羞成怒了。

不过这次跟戛纳闹翻，居然国内官方站到了他那边。他的公开信被央视报道，官方媒体也评论说张艺谋这是对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的正面回击。特别是《一个都不能少》在宣传打击盗版时，得到了国家版权局的红头文件保护——这是国产片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这个动作显然已经说明官方在给张艺谋这部片子撑腰。公开信事件之后，张艺谋把两部电影从戛纳撤回，转头送去了威尼斯和柏林，结果成绩都很好。一个都不能少拿下了威尼斯金狮。我的父亲母亲拿到了柏林。英雄当年他站在威尼斯领奖现场还挺硬气地说：“外国人总喜欢用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偏差。”

只是在我看来，公开信事件恐怕正是张艺谋想要的：跟国外闹点矛盾，国内反而更安全。雅各布根本看不懂那封公开信，那封信主要就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张艺谋想把自己这些年背在身上的骂名洗干净：什么丑化中国、讨好西方评委统统甩掉。正如洪晃后来评价说，他写这封公开信大概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戏。没有这部，他怎么可能接到那么多政府项目，怎么可能导演奥运开幕式。换句话说，那次事件是他彻底从艺术电影导演转向国家项目导演的分水岭。

后来大家看他的轨迹就很明确了：1998年他把歌剧《图兰朵》搬进了故宫；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总导演；2009年，国庆60周年大典总导演；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从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国师”。不过成了“国师”也不代表他就可以刀枪不入。

2019年，他拍的文革题材新片《一秒钟》原本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结果临上映前，官方把这部片子卡下来了，不让放。理由不用讲，文革在中国就是个禁区，碰一点都得小心。这部片子拖了一年多，直到2020年年底才在国内上映。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不满，很多人在问：“连张艺谋都撑不住了吗？”

的确，十多年前中国还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多少还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表达空间会越来越宽。但2012年以后，趋势完全反了过来：控制更严，敏感词更多，互联网媒体、艺术创作全都被收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能理解一件事：为什么连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曾经替国家包装形象、拿过无数国际大奖，也再次被收回去、被拽着走。

张艺谋其实从来不是自由的，只是以前的绳子长一点，现在拽得更紧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张艺谋这些年一直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既想保持国际影响力，又想顺利通过国内审查。但现实很简单，这两条路线很难同时成立。因为你一旦把作品里的思想、历史、现实都抽空了，那在国际市场根本站不住脚。

曹操说

在中国，有无数张艺谋这样的人，天赋都是被中共的体制磨掉的。共产党维持统治就是两招：控制加恐惧。你不顺从就让你消失，你敢冲撞体制就给你判刑。普通人自然而然地在脑子里多了一个思想刚硬：谁想挑战体制，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他想制造的恐惧效果，而这种恐惧最后毁掉的是什么？

艺术天赋
很多人中国创作第一反应不是“我想表达什么”，而是“这个能不能写？这个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先删掉一点？”结果就是作品还没开始写就已经被自己审查掉一半。写出来之后又被时代、被体制再审查掉另一半。久而久之，大家干脆不写了，或者只写迎合当局的东西。

于是你会发现张艺谋这种人看似成功，其实也是体制里的牺牲品。他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作品都停留在他早年时期，后面越拍越温和、越安全，也越乏味。创作需要自由养分，专制环境里是长不出伟大作品的。如果创作之前总是想着回避政治风险，这样的反复回避久了，作品里可看的真实锋芒、灵魂就会越来越少。

那么，他的政治身份，张艺谋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师这个称呼有风险，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这个称呼是害人的，招人骂。但他也没有办法躲开。过去二十年，中国所有能上新闻联播的国家级大型文艺活动，不少都跟他有关。这些项目带来的政治资源是单靠拍电影绝对拿不到的。奥运会结束那年，他的导演团队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本人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有意思的是，张艺谋离权力这么近，但习本人其实并不喜欢他的作品。维基解密披露过一段对话：2007年习还在当浙江省委书记时，和美国驻华大使刘奇（？）见面，习说他爱看好莱坞的二战片，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父辈的旗帜》，他觉得这些片子场面真实，而且价值观明确，正义是什么、邪恶是什么，好莱坞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最后总是好人得胜。他也喜欢警匪片，对《无间道》《风云》的评价很高。然而说到张艺谋，他却有些不屑，说当时在国内票房大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让他看不明白，他还直接批评说有些中国电影人完全忽视了他们应该推广的价值观。即便如此，等习上来后，多数国家级重大文艺活动的导演人选依旧还是张艺谋，他的“国师”位置似乎还没有什么人可以挑战。

如此靠近政治，张艺谋自然也少不了政治身份。1998年张艺谋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一干就是连续三届，长达15年时间。2008年张艺谋还出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名誉厂长。也正因为这样，他走得越来越高，越没办法远离政治。除了国家级场合，张艺谋在地方上跟官僚的合作也不少。比如他受云南省长熊荣凯邀请制作了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余友军邀请了张艺谋打造陕西文化名片；海南省长罗宝明邀请过张艺谋去打造海南特色的实景演出。这种跟政府部门的合作也传出和丑闻有关。

2012年，国家审计署曝光说铁道部没有按规定公开招标，却投资1850万拍了一部宣传片。这个片子署名是张艺谋导演。张艺谋随即回应，他本人只适合第三方签约，跟铁道部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他个人所获得的酬劳总共是最后250万。直到后来审计署曝光后，才获知该片总投资。不管张艺谋说的是真是假，但这两个数字之间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即便算上拍摄成本、中间商赚，张艺谋的差价赚的还是有点狠。后来这件事还导致铁道部的一位宣传官员被判了八年刑。

曹操说

商业转型方面，1997年中国电影票房格局突然变了。冯小刚拍了个成本400万的小片《甲方乙方》，结果狂收3000多万。这一下打下来，“贺岁党”这个词正式进入了中国电影史。第二年，六部贺岁片加起来都干不过冯小刚一步不见不散。从1997到2001，几乎都是冯小刚的天下，他是那几年内地电影的票房天花板。

但对张艺谋来说，2001年是他最难过的一年。李安靠着《卧虎藏龙》实际上杀穿了好莱坞，奥斯卡提名，最后拿到了四项，全球票房1.28亿美元。李安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奥斯卡获奖的华人导演。而张艺谋的《幸福时光》上映只拿到了500万票房，媒体直接骂他“票房毒药、过气了”。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已经彻底进入了票房时代、市场说话的时代。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艺谋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拍《英雄》。这是中国第一部投资过亿的大片。《英雄》从立项那天开始就是全国焦点。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商业片后来还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官方待遇：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办，所有人进入前要走安检，手机、相机全都得上缴；新闻发布会也在人民大会堂，挂着大横幅“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场面大到离谱。于是电影首映时恶评如潮，发布会上就有记者问张艺谋：“除了打架、风景、明星，你还有什么？”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影评也很不客气，说电影的场面调度像团体操。但是这些质疑根本阻挡不了《英雄》的大火：还在剪片花的阶段，欧美版权就卖出了2000万美金。因为安检严格，盗版没有跟上，音效版权、拍摄耗资1780万元。

《英雄》2004年在美国上映，两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成为当年北美最卖座的外国电影。最后，票房是内地2.5亿人民币，全球1.77亿美元。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是中国商业大片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但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很多人把《英雄》看成一部为权力洗白的电影。电影里天下大义压倒一切，为了统一天下，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杀人。这让不少评论者觉得，这不是电影，而是一种政治暗示。还有人骂他占用了太多资源，因为当时其他电影根本抢不到放映空间。但商业上看，他第一次让外界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陈可辛后来回忆，看到《英雄》的市场反应，我才意识到，原来内地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那之后，大批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淘金。

对张艺谋来说，这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点。英雄之后，很多人开始攻击他太商业、太迎合市场、放弃文艺路线。电影学院那批知识分子渐渐对他不耐烦，甚至直接把他贴上江郎才尽的标签。但也正是从《英雄》开始，张艺谋彻底从电影界导演变成了中国商业电影工业的代表人物。英雄之后，张艺谋完全没有跟外界吵，他立刻投入了第二部商业大片《十面埋伏》。结果，又引来一轮猛烈的批评。这部片子的媒体评价太差，以至于2004年国家电影局都坐不住了，专门召开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宽容一点，别老骂国产片。甚至为了保证《十面埋伏》的档期，电影局直接推迟了进口大片的上映，还给了一个相当政治化的理由：扶持国产大片，就是打造自己的文化航空母舰。

但舆论没有因此缓和。同年11月，艺术评论杂志还专办了个评论会，主题就是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结果现场几乎变成了批的会，一口气列出了张艺谋的六宗罪：什么追逐名利、讨好西方、文化媚俗、压制其他国产电影发展等等。从那之后，张艺谋几乎完全退出了舆论场，很少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再和圈内人交际。他躲到新画面公司背后，让制片人张伟平去面对媒体，自己则选择彻底隐身。

曹操说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风景却完全不同。张艺谋在官方层面越来越被看重。为了表彰《英雄》在票房上的贡献，华表奖直接给他颁了三个奖，其中两个还是专门为这部电影设立的。《十面埋伏》上映后，新画面直接拿到了合资拍片许可证和独立发行许可证。这在当时等于通行证，以后拍商业大片再也不用靠香港公司或者国营片场。虽然《十面埋伏》的票房可能不如《英雄》，但可以看得出来，政府、投资商、院线都把张艺谋当成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头号领军人物。你可以不喜欢这些片子，但它们让大城市观众第一次在影院看到了属于中国的大场面。中国商业大片就是从张艺谋开始的。

为了堵文艺青年的嘴，张艺谋又拍了《千里走单骑》。制片人张伟平说，别人说我们堕落了，只会拍商业片，那我们就拍个文艺片堵他们的嘴。几千万拍一部就是为了不让人说闲话。中国导演里谁付得起这个代价？结果堵嘴之后下一步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就是习后来都说看不明白的那部片子。

到这个时候，张艺谋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政府喜欢他，资本喜欢他，院线喜欢他，票房记录不断刷新，但知识分子几乎集体讨厌他，评论界也从不客气。张艺谋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最特别。按理说，以《我的父亲母亲》为界，他完全可以停下来，成为文艺片传奇导演，名声稳坐中国影坛数一数二。但他偏不，他选择了继续往商业片的圈子里冲，不断尝试不同的题材。悬疑、战争、爱情、武侠、历史，票房倒也不错，他曾经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记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只是，尝试到了最后，甚至拍出了《长城》这种被骂得体无完肤的烂片。坦白地说，《长城》即便说是郭敬明拍的，很多人也会相信。这部片子豆瓣评分4.7，刷新了他2009年《三枪拍案惊奇》评分4.9分的记录。

但是，说他江郎才尽也不准确。这几年他拍的《归来》、《一秒钟》，都能看出他还保留着当年的敏锐。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回稳了一些。张艺谋就是这样，能拍神作也能拍烂片。即便属于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能突然拍出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他这么折腾究竟为了啥？张艺谋后来转向拍商业大片，当然有赚钱的考虑。但钱绝对不是全部。他更大的目标是想再上一层楼，尤其是冲击奥斯卡。与此同时，李安实在是太耀眼了。从《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到《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其他奖项更是数不胜数。毫无疑问，李安拿下了全球华人导演里最高的荣誉，光芒盖过了几乎所有同行，也包括张艺谋。

张艺谋其实很在意这一点。他虽然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都拿过奖，但他自己心里清楚，在国际电影界，奥斯卡才是最响亮的金字招牌。因此，从《英雄》开始，他连续拍了几部商业大片。说白了都是冲着奥斯卡去的，甚至有好几部片子就是在模仿李安的《卧虎藏龙》。他要试试能不能拍一部既能在国内大卖、又能在美国人那里得到认可的电影，可惜的是效果并不好。张艺谋的野心摆在那里，但那条通往奥斯卡的道路他始终没能真正踏进去。

背叛和丑闻在张艺谋的职业轨迹里，张伟平是一个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人。1996年，张艺谋在拍《有话好好说》时资金突然断了，做生意的朋友张伟平直接掏了2500万把项目救了下来。电影最后亏了近1000万，但两人的合作却从这时候正式开始。从《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到《千里走单骑》，那十几年里，张艺谋拍的片子只要翻到制作人一览，基本上都能看到张伟平三个字。1995到2011年之间，两人合作了整整11部作品，包括开启商业大片时代的《英雄》。那个时候一个负责创作、一个负责把片子卖出去，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两人关系好的时候甚至说过老了要一起找个山庄养老，但最后他们还是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