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九日

　　日子像资水河的流水，不疾不徐，不波不浪地流淌而去。半个月过去了，王桂芬每天都在牵肠挂肚中焦躁而不安地渡过。她与春草从王之华家回来的第二天起，每天在天蒙蒙亮时就醒过来。心里揣着事，睡得就不踏实。那份由王之华口头承诺、经春草的面子担保而来的希望，像揣在怀里的一只暖水袋，温度是有一点，但捂久了也让人心神不宁。

　　她按照吩咐，去过村委会。王之华倒是没食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着表格的纸，用笔在上面划拉着：“喏，桂芬嫂，按这个去准备。户口本、身份证这些你家里有，婆婆和公公的都要。关键是这个——”他用笔尖重重地点在“残疾等级鉴定证明”和“家庭收入情况证明”两栏上，“要带老人去县医院指定的科室做检查，拿到医院盖章的鉴定书。收入证明嘛，要石头打工那个工地或者公司出具，盖红章。”

　　王桂芬双手接过那张纸，仿佛接过一道圣旨。字她都认得，可组合在一起的要求，让她眼前发晕。要带老人去县医院？我的天呐，那得花多少气力哟！车费倒不是问题，现在这地方的政策好，凡是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坐公交车免费，只需刷老年乘车卡。问题是两个老人需她一人照顾，顾得了婆婆，顾不了公公，再就是两个老人的检查费，至少也得四五百元吧？家里穷得一百元都拿不出，经常拆东墙补西墙，老公石头在广东干工地，每个月只寄回一点生活费，还说是和老板说好话，预支的工资。至于要石头工地公司的红章，那更是不好办的，石头说过，每个月可以在公司预支工资，年底回家过年时，公司也就发百分之九十的工钱，剩下的来年再补发。估计这红章，没哪个老板肯给他盖下去。

　　“王主任，这……这收入证明，石头他……估计不好办。”王桂芬嗫嚅着，声音越来越小。

　　王之华端起茶杯吹了吹气，眼皮也没抬：“那就让他找个能盖章的地方嘛，总有办法的。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我不能给你搞特殊化，不然别人要有意见的。”他话说得冠冕堂皇，堵住了王桂芬所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揣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纸，王桂芬走出了村委会。阳光有些刺眼，她却觉得浑身发冷。第一步的兴奋感迅速被现实的沉重所取代。

　　她没直接回家，而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春草家附近。院门关着，静悄悄的。她站了一会儿，终究没去敲门。春草已经帮了她一次，把她领到了王之华面前，她不能再开口了，那晚王之华最后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她心里，也让她隐约明白，春草的“面子”是用一次少一次的，不能无限透支。

　　接下来的日子，王桂芬开始了她在镇、村、家三点之间的奔波。她在一个清晨，先把婆婆用轮椅推到村口的大公路旁，然后把轮椅固定，让婆婆不要乱动，自己再往回走，去搀扶蹒跚着跟上来的公公。公交车来了后，她先把公公扶上车，公公的脚踏上去后使不了劲，她在下面用肩膀扛了公公的屁股用力推，让他往里面找座位，再把婆婆从轮椅上背起来，上车时喊婆婆用双手箍住她的脖子，她腾出一只手来抓住车门，左脚踏上公交车的门板，右脚用力一蹬地，嘴里“嗨”地一声，就把婆婆背上车了，所幸还有空座，把婆婆放在座位上，又赶紧下车把轮椅折叠起来，提上车。一路颠簸到了县医院，挂号、排队、检查……每一个环节都像一道关卡。婆婆做鉴定时，需要抬上抬下，她一个人咬牙硬撑，汗水混着泪水往肚子里咽。公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叫号的间隙，喘得像拉风箱，引来周围人异样的目光，她心里愧疚得低下头，只怪自己和老公没本事赚钱，让生病的公公如此受罪。

　　最让她绝望的是“家庭收入情况证明”。她给丈夫石头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丈夫比她还愁：“盖章？我找谁盖去？老板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面，包工头见我们都躲着走，怕我们讨工钱，还给你盖这玩意儿？”夫妻俩在电话里吵了几句，最后以石头的沉默和王桂芬压抑的啜泣告终。

　　事情的转机，来自一个叫李迪农的人。

　　李迪农是迴水湾人，四十六岁，单身。此人与迴水湾的其他男人不同，他不出门打工，在家种西瓜，种草养牛，把自家的水田围成池塘养鱼，日子倒也过得忙碌又充实。

　　由于养牛有股腥气，他在离迴水湾村子不远的地方修了个大棚子，那里也有他自家的水田，把水田改造了一下，围成池塘。棚子里关牛，池塘里养鱼，养王八。他的吃住也在大棚里。

　　2019年年底时，疫情开始，在某个深夜，李迪农的大棚里来了个哑巴女人。这女人穿得破烂又脏兮兮，一个劲地打着吃饭的手势。此时是隆冬，天气极寒，哑巴女冻得瑟瑟发抖。李迪农心头一软，打着手势让哑巴女进入棚子。

　　大棚里虽然简陋，但四周用砖砌成，又生着木炭火，比外面暖和许多。李迪农给哑巴女下了一碗面条，哑巴女呼噜噜一下子就吃完了。吃相让李迪农这个见惯了苦日子的农村汉子也为之动容。吃饱后，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要磕头，被李迪农慌忙扶起。安排她在堆放的饲料台上将就一晚。

　　这一"将就"，就是大半个月。哑巴女很勤快，天不亮就起来帮他喂牛、清理牛棚，还把大棚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李迪农发现，她虽然不会说话，但很聪明，教她什么一学就会。

　　看着她身上那件破烂不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棉袄，李迪农心里不是滋味。在一个赶集日，他骑着摩托车，带她去了镇上挑了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套是厚实的藏蓝色棉裤和暗红色棉袄，一套是干活穿的深灰色劳动布衣服。后来还带她去都梁城的医院检查身体。医生检查后说，她是后天性的因故失语，可能是小时候发烧或其他疾病导致的。声带并无大碍，但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虚弱。李迪农让医生开了一些药，又买了一些补品，每天忙完农活，把药和水递到哑巴女手里，看着她服下。

　　哑巴女人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的气色渐渐好起来，脸上有了血色，甚至偶尔会对李迪农露出极淡的、转瞬即逝的笑容。她把大棚旁一小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青菜。她手脚麻利，把李迪农这个原本只是功能性的养殖大棚，打理得愈发有了烟火气。

　　后来又不知为何，镇上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要把哑巴女带走。李迪农懂得一些常识，知道自己收留来历不明的人是不妥的，但他想知道哑巴女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上面找到哑巴女的亲人了，要把她送回去？

　　民警告诉他，说是接到匿名举报，反映迴水湾有人收留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员。至于带去哪里，目前还不知道哑巴女是哪里人，不识字，无法沟通。只能送去收容所。

　　李迪农试图解释："警官，她在我这儿挺好的，能干活，也不惹事……"

　　"李大哥，不是我们不通融。"年纪稍长的民警无奈地说，"这按规定，身份不明、无法沟通的流浪人员，我们得先送到救助站去。这是程序。万一她家人正在找她呢？救助站能帮她寻找家人。"

　　哑巴女人似乎听懂了什么，突然跪下来，抱着李迪农的腿，眼泪直流，嘴里"啊啊"地哀叫着，使劲摇头。那场景，连两个民警看了都有些不忍。

　　但规定就是规定。最终，哑巴女人还是被带上了警车，送往去了上一级的救助站。

　　此后，李迪农萎靡不振，他把牛卖了，把鱼塘转让给了迴水湾的一位老人打理，自己跑去都梁城的救助站。

　　那天王桂芬手里拿着公婆的身份证和检查报告，她都不记得是第几次来村委会找王之华了。但王之华要么不在，要么皱着眉头，说她的材料不完善，收入证明一定要的。走投无路的她真想哭一场，为了公公婆婆的低保，她已经走得太累，也太无助了。

　　这时候李迪农来了，他是来村里开证明的。哑巴女被送去了地区一级的救助站，他在救助站旁租了房子，要求每天见哑巴女一面，并承诺，如果哑巴女找到了亲人，他就离开。救助站的人就要求他回家开个曾经收留哑巴女的证明。

　　李迪农见到了一脸无奈的王桂芬，问她在村委干什么？王桂芬就把事情说给了李迪农听。李迪农拿过她手里的材料看了看，不屑地说：“这事儿好办的，两位老人的病情符合标准，家庭里只有石头哥一个人赚钱。嗯，好办的。”

　　他把王桂芬领到王之华的办公桌前，用手掌把材料纸“啪”的一声拍在桌上，说：“王之华，把这个办了。”

　　王桂芬吓得愣住了，她没想到李迪农直呼王之华的名字，而且还底气十足。

　　王之华抬眼看见是李迪农，忙堆上笑，说：不是还差一个家庭收入证明嘛。

　　李迪农说：是差给你买条烟买瓶酒吧？

　　王之华说：你说哪里话，嘿嘿，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哪会那么做？

　　李迪农说：根据最新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对于无法提供正规收入证明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采用村民代表评议、实地走访等方式综合认定收入情况。不是一定要那个红章！”

　　王之华说：是吗？还有这样的规定的？那我真的不清楚的，嗯，这样，先放这里，我们村委要讨论一下的，然后实地走访。好不好？

（未完待续5）

九日

　　王桂芬的低保申请，被王之华一句“村委要讨论、要实地走访”的说辞，又悬在了半空，也像块石头重新压在了王桂芬心上。但这一次，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她和李迪农从村委会出来，见李迪农径直走向一台摩托车。李迪农说：“嫂子，上来坐车回家吧。”

　　王桂芬说：“你就叫我名字好了，你比石头的年龄大，我该叫你大哥。”

　　李迪农哈哈大笑一声，说：“石头他今年四十岁了，比我小六岁，我是知道的。我可以叫石头的名字，但还是得叫你嫂子的。”

　　王桂芬知道，李迪农这是尊重她。她不再说什么，抬腿坐上了李迪农的摩托车。

　　李迪农把摩托车开得缓慢，他告诉王桂芬，王之华这人，肚子里其实没多少墨水，还没正式上任前，他进入村委的预备领导班子，负责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经常写错字，有一次登记身份信息，把一个人名写错，那个人的名字后面是个焱字，三个火，他却写成炎，两个火。后来身份证办下来了，拿去银行使用，结果没通过，害得人家跑好几趟派出所，才重新办了身份证。

　　王桂芬笑着说：肚子里没什么墨水的人，怎么会当选村干部呢？

　　李迪农说：这里面的核心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在外面打工的，结婚后没几年，就有了安排。我记得是三年前，乡政府来了一个人，加上村委三个负责人，在一个星期天的日子，把我们整个村的团员召集在村小学的一间教室开会，选举团支部书记。这些年，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那时我都四十三岁了，还把我叫了去。三十多个人投票，二十多人都投了王之华。后来我才知道，王之华事先做了投票准备的，而这个团支部书记只是个晃子，让王之华有个正当的理由进入村委领导班子。后来嘛，原村主任下课，王之华上台。我估计，王之华上面有人，这个人不在村委，也不在乡政府，而是在比乡政府更大级别的政府部门。看吧，过不了两年，王之华会一路青云，从村委走出去。

　　王桂芬听后有点担心，说：“那你还这样帮我，等于和他对着干了，以后找你的麻烦怎么办？”

　　李迪农说：“有理走遍天下，我怕他干什么？”

　　两人回到了迴水湾，从摩托车上下来时，王桂芬差点摔一跤，李迪农赶紧用右手把她拉住。他看着王桂芬那双依旧盛满焦虑的眼睛，安慰她道：“嫂子，你不用怕，王之华的鬼把戏，无非就是在用一个‘拖’字，拖到你心力交瘁，自动放弃。你先回去照顾好老人，我有办法，我们光等着不行，得让‘理’字站在太阳底下来。”

　　王桂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现在除了相信李迪农，没有别的路可走。

　　李迪农的行动快得像一阵风。他先是找到了村支书，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讲出来，语气不卑不亢：“支书，这《办法》写得明白，走访评议就能认定。王之华主任非要那个工地红章，到底是严格执行政策，还是故意设置门槛，您心里应该有数。”

　　村支书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亮、脊梁挺直的李迪农，沉吟了片刻。他已近六十岁，知道李迪农的为人，更知道王之华那点心思。他最终叹了口气：“迪农啊，程序还是要走的，评议会不会少。这样吧，我跟王之华再说说。”

　　李迪农知道，光靠上层路线还不够。接下来的两天，迴水湾的田间地头、屋檐巷尾，常常能看到李迪农的身影。他不是去游说，更像是去串门、去聊天。

　　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李迪农蹲下来，递给其中一位一支烟，像是随口提起：“三叔公，您是老资格了，您给评评理。桂芬家那情况，俩老人床都下不了，石头在外头挣那几个血汗钱还老被拖欠，这算不算困难户？”

　　三叔公吸了口烟，慢悠悠地说：“桂芬那女人，不容易啊……天天伺候两个病人，脸都熬尖了。按老理，这家就该帮衬。”

　　在河边洗衣的码头，几个妇女正在洗被套。李迪农站在稍远的地方，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王婶，您也是当婆婆的人，我问你一件事，你将心比心回答我：要是您病在床上，儿子在外头，媳妇一边伺候您，一边还得为个证明跑断腿，您心里有什么感想？会不会支持她？”

　　那个被叫王婶的妇女手上动作慢了下来，说：“是啊，那天我看她一个人背婆婆上车，汗珠子摔八瓣，真是好可怜好可怜的……”

　　李迪农的话，像一颗颗小石子，投进迴水湾这潭看似平静的水里，漾开了一圈圈涟漪。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把王桂芬的日常一点点铺陈在村民面前，勾起的是每个人心里最朴素的善恶观和将心比心的同情心。也有人提起李迪农当初收留哑巴女的事，感叹道：“迪农这人，心善，看得准。”

　　与此同时，王桂芬也没完全闲着。在李迪农无声的鼓舞下，她似乎也攒起了一点勇气。再去镇上给公婆买药，或者搀着公公在村巷里慢慢走动时，遇到询问或带着探究目光的邻居，她不再只是低头快步走过，而是会停下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轻声解释一句：“在等村里开评议会呢……王主任说要走流程。”她语气里的那丝无奈和委屈，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人心的天平，在悄无声息地倾斜。

　　评议会的日子，定在了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地点就在王桂芬家那不大的院子里。这一天，王桂芬天没亮就起来了，她把院子扫了又扫，把公婆安置在屋檐下那张垫了厚褥子的旧藤椅上，旁边放着拐杖和热水瓶。她的心怦怦直跳，手心里全是冷汗。

　　九点不到，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来了。院子很快就被挤得满满当当。村支书和王之华坐在临时搬来的桌子后面，另外几个村民代表坐在旁边。

　　李迪农来得不早不晚，就站在人群靠前的位置，对着紧张得脸色发白的王桂芬微微点了点头。

　　会议由村支书主持。他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看向王之华：“小王，你是主任，你先说说看法。”

　　王之华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显得公正客观：“各位乡亲，桂芬家的情况，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低保是国家政策，要讲规矩，讲证据。她家最主要的劳动力石头在广东打工，这收入情况我们无法核实。单凭嘴说困难不行，万一他实际收入不错呢？这个口子不能乱开，不然以后大家都来说自己困难，我们工作还怎么做？”他顿了顿，意有所指地补充，“我们做事，要讲原则，不能光凭感情用事。”

　　他话音刚落，角落里几个平时和他走得近的村民便附和起来：“是啊，在外头打工总比种地强。”“没个准数，不好办啊。”

　　王桂芬听着这些话，身子微微发抖，她求助般地看向李迪农。

　　李迪农朝她点点头，表示别担心，然后向前迈了一步。他没有立刻大声反驳，而是先转向屋檐下，声音平和地问：“桂芬嫂，能把公公婆婆这半年吃的药盒子，拿来给大家看看吗？”

　　王桂芬愣了一下，连忙进屋，抱出来一个大纸箱，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各种药盒、药瓶。

　　李迪农接过箱子，没有说话，只是将里面的药一样一样拿出来，轻轻地摆在桌面上。降压药、心脏病药、关节止痛药、瓶瓶罐罐、盒盒袋袋……渐渐地，桌子的一角被这些代表着病痛和巨额开销的物件堆满了。院子里鸦雀无声，只有药盒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

　　李迪农抬起头来，目光扫过众人，道：“看看吧，这是两位老人每天都要的开支。石头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寄回的钱，估计大部分是花在了这上面。剩下的还会有多少呢？一家人要吃饭，桂芬嫂子的儿子要上学！我们迴水湾的人家，除了桂芬嫂子，谁家没有电瓶车？小汽车都有了，可她连电瓶车都没有！”

　　众人鸦雀无声，默默点头。李迪农又道：“桂芬嫂子今年38岁，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我们迴水湾哪个不是生了二胎？可是她没能力养，只生了一个！”最后，李迪农把目光落在王之华脸上，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王主任说的原则，我赞成！但共产党的原则，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是让真正困难的老百姓活下去，活得有点尊严！而不是死抱着一个根本开不来的红章，把人往死路上逼！”

　　他转身，指向坐在屋檐下喘着粗气的公公和眼神浑浊的婆婆，情绪激动，声音却更加洪亮：“证据？这满桌子的药不是证据？这两个连路都走不利索、走不了的老人不是证据？桂芬嫂这熬得脱了形的身子骨不是证据？非要逼得石头从工地上跑回来，耽误挣钱，亲自到你面前磕头，那才叫证据吗？！”

　　“你……”王之华被噎得脸通红，想反驳，却一时找不到词。

　　“迪农说得在理！”人群里，不知谁先喊了一嗓子。

　　“是啊，桂芬家要是还不算困难，咱村就没困难户了！”

　　“我同意给她家办！”

　　“我也同意！”

　　之前附和王之华的那几个人，此刻也低下了头，不敢再出声。民意像积蓄已久的洪水，一旦找到了决口，便汹涌而出。村支书见状，适时地站了起来，环视一圈，沉声道：“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发表了意见。现在，同意给王桂芬家办理低保的，举手！”

　　院子里，手臂齐刷刷地举起了一片，像一片茂密的树林。阳光照在这些古铜色的粗糙手臂上，温温暖暖。

　　村支书看了一眼脸色灰暗、一言不发的王之华，宣布：“根据评议结果，大多数代表和村民同意，王桂芬家的低保申请，通过！后续手续，村委会尽快办理！”

九日

　　王桂芬给公婆的低保申请，随着村支书的一声“通过”而尘埃落定。她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这一个多月的奔波、委屈、无助，在这一刻全部都有了回报，心结瞬间释然了。

　　她泪眼朦胧地在人群中寻找李迪农的身影。只见李迪农站在不远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与她对视一眼后，走向他在迴水湾外面的大棚。

　　下午的时候，儿子吴卫民从学校回来了，说是明天星期六，放假。王桂芬听后有点高兴，心想着儿子回来了，就可以搭把手帮忙，自已没那么辛苦了。

　　吴卫民14岁，个子高，却是瘦得像麻杆，但看着他的精神头还是很有劲。

　　傍晚的时候，她决定去李迪农那里串门，对他说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正好，林秀竹和春草，还有周元菊三人，一齐走到她家里来。

　　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乡亲，也没什么客套话。周元菊自己拿了凳子坐下来，对王桂芬说：“你倒好呐，那次春草和你说了一声可以申请低保，你一下子就办好了。”

　　王桂芬说：“还多亏了春草帮忙，带我去了王之华家里说好话。”她转头又对春草说：“谢谢你了啊。”

　　春草其实也知道，她只是个陪同而已，没有多大的作用，王桂芬说的谢谢，只是一种礼貌。她说：“桂芬嫂子不要客气了，我没帮到你什么，真正帮忙的是李迪农。”

　　林秀竹和周元菊都点头认同。林秀竹说：“我嫁过来十几年了，就这五、六年里见他待在家里。但也没和他有什么交往。”

　　春草也附和：“是呀，我嫁过来三年了，还没和他说过话呢。感觉他怪怪的一老头。”

　　王桂芬比林秀竹大三岁，也说只有在前两年和他说过两次话，那还是丈夫石头在旁边。但她反驳春草说李迪农是怪老头，说：“四十多岁的人怎么是老头？”

　　四个女人中就周元菊年龄最大，52岁。周元菊说：“我比他大六岁。我是73年的，他是79年的。我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开后门结的婚。那时他才十三四岁的人。他还有个妹妹的，他在十六岁那年就没有父母了，吃了很多苦的呐，十六岁的人，就挑起家的担子，周围的砖厂，捞沙场，他都去找事做，挣钱供妹妹读书。后来妹妹蛮争气，考上大学的，我们迴水湾的第一个大学生。妹妹上大学后，他就去广东打工好几年的，因为待在家里没用呀，妹妹有了出息，他一点出息都没了，年龄大了，房子破旧，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再后来，他在广东打工好几年后，就回来不出去了。”

　　几个女人听罢唏嘘不已，都说这李迪农，要才有才，要貌有貌，人品也不差，真是天意弄人。

　　周元菊去里屋倒开水喝，说要润一下嗓子。林秀竹她们几个就听到她在里屋与王桂芬的公公婆婆打招呼，还说了几句话。她出来后，对王桂芬说：“桂芬哪，我是来和你说几句话，”

　　王桂芬忙问她什么话？

　　周元菊说，上午的村民评议会，她是在场的，也早就准备好了要与王桂芬来攀比，两家婆婆都差不多，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家庭情况也相似，没有存款，房子都老旧，如果村委不同意，她就在会上闹。

　　“我的意思是……”周元菊说：“我们两家是竞争对手，但这竞争是明明白白的，不是暗地里捅刀子的，两家把情况都摆出来，让乡亲们评，让政策定。评上谁，另一家也别怨。但后来我找春草和秀竹商量，她们都说行不通的。我家儿子李凡和儿媳妇赵丽在厂里打工，工资还过得去，每月都有。而你家石头确实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容易，你伺候两个老人的辛苦，村里都看得见的，尤其是李迪农说的你家连台电瓶车都没有，而我家李凡有小车，这是很大的差别了，我也就放弃了评低保的想法。”

　　听了周元菊这番话，王桂芬感到震惊，但她很快恢复过来，觉得周元菊说的很诚恳，有事不藏着掖着。与这样的邻里共事，心里才舒坦。她说：“嫂子，没事的，你当时要是提出来，我也不会怪你的。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换作我，也会那样去做。即使没评上，至少抗争过。”

　　“对，你这是大实话。”周元菊笑得一脸灿烂，说：“我只是不明白，李迪农这人，他是怎么帮上你了？你去找他的？”

　　王桂芬说不是，就把在村委会遇见的事说了。几个女人又讨论起李迪农，说起他收留的那个哑巴女，现在如何了？

　　王桂芬提议，不如现在去李迪农的大棚里和他聊一聊。

　　材秀竹和春草表示同意，周元菊却说要服侍婆婆，就不去了。

　　王桂芬把儿子吴卫民喊过来，交待他看好公婆，就与林秀竹和春草，三人去了李迪农的大棚。

　　李迪农的牛已经卖掉，现在只有几口池塘。池塘交给了一位老人在看守打理。这会儿，李迪农正在池塘边割草，见桂芬她们几个来了，就停下手里的活。

　　王桂芬说：“迪农兄，我是来谢谢你的，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王桂芬感激得差点掉眼泪，“你当初收留哑巴女，现在又帮我，你真是个好人。”

　　提到哑巴女，李迪农的眼神柔和了许多，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当初看到她那样，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家里穷，也是被邻居帮衬着长大的。人这辈子，谁还没个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他顿了顿，又说：“救助站那边传来消息，哑巴女在那里还不错，只是经常望着门外，可能是想看见我才安心。我也准备明天去救助站了。”

　　林秀竹她们几个人不知道，李迪农为什么对收留的这个哑巴女如此热心？按常理，走了就走了，省得一身轻，难道这哑巴女的身上，有什么魔力？……

九日

　王桂芬她们走后，李迪农在塘埂上坐了很久，直到夜幕四合。

　　哑巴女被送去救助站上车时的那一刻，那双清澈又惶恐的眼睛，总在他梦里出现。太像了，尤其是抿嘴时左边脸颊那个浅浅的梨涡，和阿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阿莲。

　　是的，阿莲。这个名字在他心里沉睡了二十多年，此刻轻轻一碰，依旧疼得钻心。

　　那是2001年吧？他在东莞的一家制衣厂做裁床工，阿莲是流水线上的广西妹。她爱笑，说话带着软糯的桂柳口音。阿莲告诉他，她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她的父母给她在老家定了亲，男方是个游手好闲的牌鬼，仗着老爸是村支书，开了家超市，说只要她同意，超市归她打理，不用辛苦打工了。

　　阿莲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他看，让他记住她的生日。他看了，也记住了身份证上的地址。年轻的爱情像野草一样在流水线的轰鸣和汗水中疯长。但阿莲的父亲有一天打电话给她，骗她说母亲病重，想看她最后一眼。她请假回到家，猝不及防地就被父亲锁在房间里。

　　他记得那个清晨，他还在厂里的宿舍里睡觉，接到阿莲带着哭腔的电话：“农哥，我爸他们把我锁在房间里了……过三天就要我和那个人结婚……”

　　他什么都没想，从床上蹦起来就往东莞汽车站赶。东莞到柳州近六百公里，大巴车开了六个多小时，下午快四点的时候，他到了阿莲的村子，守在阿莲家那栋自建楼对面的甘蔗地里，与阿莲不停地发短信。整整十个小时，凌晨两点，全村的人都在睡梦中，他从甘蔗地里钻出来，悄悄地潜到阿莲房间的窗前。他轻声喊一声阿莲，阿莲就把玻璃窗打开了。窗子安装了钢筋，他让阿莲从房间里递两件旧衣服出来，他把衣服拧成条状，放在臭水沟里浸湿，又找来一根木棒，衣服穿过两根钢筋，再用木棒缠着条状的衣服一点一点地拧，那钢筋慢慢地张开，拧了左边又拧右边，空间大了，阿莲试着脑袋钻出来，接着身子一点一点出来了。两人手拉手，放开脚就跑。

　　私奔的路，比他们想象中最坏的打算还要艰难一百倍。

　　他们不敢坐车，只能沿着国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晚上睡在废弃的采石场，或者桥洞下，互相搂抱着取暖，两人的肚子里因为饥饿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但他们很幸福，在一起就是幸福。

　　他曾为了两个肉包子，跟小饭馆的老板打了半小时的零工，洗堆积如山的碗盘。阿莲就在后门眼巴巴地等着，拿到包子时，她掰开那个沾了点油污的，把干净的一半塞到他手里。

　　“我们以后会有钱的，农哥，”她靠在他肩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我们年轻，有手有脚，多赚点钱，好好过日子。”

　　由于没请假就离开，且又超过三天，他被厂里当作自动离厂处理，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而这时候，他身上的钱也不多了，为了避免被查暂住证，他不得不带着她进了一家鞋厂，有吃有住，但工作时间十二个小时，加班三个小时，最难熬的是那刺鼻的橡胶味，让人头晕发胀。两人咬着牙做了两个月，拿了一个月工资，就离开了那家每天有新人进来，旧人离开的鞋厂。后来他拿出一部分工资，在城乡结合部租了间最便宜的棚屋，在最困难的时候，两人发现棚屋的角落里有一小包被人遗落的泡面调料，就烧了一碗水，把调料倒进碗里搅拌，你喝一口，我喝一口，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命运没有放过他们。阿莲的父亲托人在阿莲的闺蜜那里打听到了他俩的住处，从广西赶来把阿莲押回了家。那天阿莲没有出去，他则在外面干苦力活。

　　那天他下工回来，看到棚屋里一片狼藉，阿莲不见了。邻居哆哆嗦嗦地告诉他，来了好几个凶神恶煞的广西男人，把姑娘强行拖上车拉走了。

　　他像疯了一样，把做苦力挣的所有的钱都塞进腰带，再一次乘坐班车，一路追到了广西柳州。

　　这一次阿莲的手机被父亲收缴了，他没有阿莲的半点消息。不敢进村，只能在村子后山的林子里躲着，找机会。

　　后来他终于辗转得到消息，阿莲被锁在家里，以死相逼，绝食抗争，却依旧换不来父母的丝毫松动。他们甚至当着她的面，烧掉了她偷偷藏着的，他和阿莲在东莞的一张合影。

　　最后一次，他混在赶集的人群里，终于看到了被家人“押送”着的阿莲。她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只有在看到他的那一瞬，才爆发出一点惊人的光亮，随即又被巨大的绝望淹没。

　　她看着他，用力地、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第二天，就传来了阿莲跳河的消息。村里人说，那姑娘性子太烈了……

　　他的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他在那条吞噬了阿莲的河边坐了三天，水米未进，直到被附近的村民发现，报告了当地的民警，最后被遣送回了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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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风带着水塘的湿气吹来，李迪农打了个寒噤，从那段冰冷刺骨的回忆里挣扎出来。

　　他抬手抹了把脸，不知何时已是一片湿热。

　　阿莲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他被迫接受的事实。

　　可那个哑巴女……

　　她那酷似阿莲的眉眼，她那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她突然出现在迴水湾的诡异，以及她看他时，那种超越陌生人的依恋眼神……

　　一个荒谬却又让他心脏狂跳的念头，如同暗夜里的闪电，瞬间劈亮了他的脑海。

　　如果……如果阿莲当年没有死呢？

　　如果她被下游的人救起，如果她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家人的监视、心灰意冷、为了保护他、而对命运屈服，最终与村支书的儿子结了婚，生下的哑巴女？

　　这个念头让他浑身颤抖，几乎站立不稳。

　　他的目光穿过沉沉的夜色，死死盯住救助站所在的方向。之前所有的疑惑、怜悯，还有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萦绕心头的亲切感，此刻都找到了汹涌澎湃的出口。

　　不能再等下去了。一刻也不能。他走进棚子里的睡房，从一个木箱里翻出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他和阿莲二十多年前的合影。

　　他必须立刻去弄清楚，这个突然出现的哑巴女，究竟是谁。为什么和阿莲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的出现，究竟是命运又一次残酷的玩笑，还是阿莲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送给他的沉重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