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老师好美

雨街

丁老师两眼圆圆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同意。他避开她的目光，眼睛看着桌面。他不在看她的时候也能看她，在心里看她。在心里，他可以看得更自由，更大胆，近乎放肆。他点点头，向丁老师告别，拿起桌上那两页布满殷红批注的诗歌。

怎么可能不用“似乎”“宛若”“仿佛”呢？从那之后再见到丁老师，他总是满心诗意，又无法付诸语言，他对她的一连串无法命名的感觉不就是一连串的“似乎”“宛若”“仿佛”？

暮夏转为秋天。仿佛是一个深秋的早晨，雾天雾地，操场边上的竹子从每片竹叶上向下滴水。丁老师的车是到校的第一辆车。他看见她啃着一个面包下车，左肩一个包，右肩一个包。离他三尺远时才看到他，同时已经把一个面包递过来。才出炉的，吃吧。吃过了。吃过了也吃，吃着玩。他接过她一个包，大的那个。她问他为什么到校这么早。不为什么呀，天天都来得早。早上在校园里看书感觉好？不是的。那为什么？因为失眠……失眠？太可怜了！听说高三的人四分之一都失眠，想不到高二也有失眠的，千万别吃安眠药啊！不吃没法睡觉。

她痛心地看着他：“高二就失眠，怎么得了哇？！”

丁老师那一刻的忧愁跟母亲的一样。母亲也这样说“怎么得了喔”，像是自问自答。

丁老师接下去说，还是她的时代好，考得上考不上大学，不是像他们这样不活即死的。“这年头做孩子都做成了这样……”她用摇头来为她或缺的准确表达填空。这也像母亲了。母亲对现代社会和他的学习生活大部分是缺乏表达的，只是爱莫能助地摇头。然后丁老师说，她盼望自己的女儿永远别长大，跟高考保持远距离，让叮咚永远把高考当成发生在别人世界里的恐怖故事。

他问：“丁老师的女儿叫什么？”

“叮咚。连名带姓，就叫丁叮咚。”

“真好玩！”

“好玩吧？”

“那她跟您姓？”

“对呀。”

问答不该停在这里，假如停在这里他会很不甘心。

“我和叮咚的父亲离了，叮咚从两岁起就跟着我的。所以就跟我姓。”

他不知怎么感到一种奇怪的释然，几乎是如愿以偿。是因为丁老师给了他特权，让他了解了她私生活的底牌？还是因为他也如天下所有雄性一样，巴望可爱的女性尚未归属？似乎是这，又仿佛是那，他心里宛若……啊，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心里就是充满这么多无可命名、似是而非的感情和冲动啊！

那个浓雾的早晨，雾在十一点多才散去。午饭时丁老师发了一则短信息给他，说教务处王主任认识一位扎耳针的军队中医师，开了个失眠专科诊所，只是比较远，在西郊一个军队医院，不过她可以开车带他去。反正她走到哪里都是备课或批改作业，等候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两桩事情。她问他有没有兴趣去让那个军医试试。他对军医没有兴趣，他对丁老师陪同他一块儿去看军医有兴趣。去一次也好，那将是他和丁老师的一次短期度假。他去了银行，从自己的账户取出一百元。账户里的存款是他一岁开始从父亲的师弟、徒弟那里，从亲戚们那里收到的压岁钱。母亲的妹妹没有男孩，每年春节给他两三百元的压岁钱，渐渐凑出一个颇有规模的数字。那笔钱母亲和父亲视作神圣，因而他们得任何病，都是靠天医，靠自己慢慢拖。

在中医给他扎针时，丁老师在外面等候。他竟然在扎针的床上睡着了！睡了一个多小时！丁老师比他还激动，一口一声“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

接下去的一回，针就对他失去了魔力。丁老师看着他故作迷糊的脸，巨大的眼睛立刻弯下来。他的戏不错，把她蒙住了，以为他又在针灸床上美眠一次。她把一大摞作业本带到候诊室来批改，改得两眼发黑，但一见他从走廊对面的针灸室晃出来，便像迎来了个好太阳那样朝他站起，伸了个懒腰。下一次，银针仍然没有奏效。下下一次同样毫无效果。每一夜，他躺在床上，在黑暗里等待针灸的效力突然发生，却等来火车叫，风穿树枝，野猫交配的嘶喊，什么都等来了，除了针灸的效力……焦灼把他都要烧着了，他大汗淋漓地躺着，觉得太辜负丁老师了，为什么就不能争口气把觉给睡着呢？丁老师要是知道他每次在针灸床上装睡，还不失望死？假如她知道他不惜糟蹋她珍贵的时间和汽油费，给她忙里添乱，就为榨取她两三个小时的额外关爱、单独陪伴，她更要失望死。假如所有给他压岁钱的穷亲戚们知道他拿了钱到某个江湖郎中那里去假寐，他们也该失望死。所以他也为一岁到十七岁的压岁钱在涓涓流失而出汗。

终于有一天，从诊室到停车场的路上，他跟丁老师提出，他不想继续针灸了。

“为什么？”

“太远了。”

“效果不是不错吗？”

“是不错……”

真话他说不出口。她陪他来了这么多次，路途连接起来差不多能到西安了吧，也许到宝鸡了。季节从深秋到初春，她的期望值比他还要高，比母亲还要高，一旦告诉了她实情，她将会怎样？所以他把实话吞回去了，继续躺在针灸床上，把自己两只耳朵莫名其妙地交给那个庸才军医，任他用大小针头在上面千缝百纳，任账户里浅浅的积蓄在继续流去，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让丁老师失望，让丁老师减轻由他而发的心痛。他五大三粗不假，心有多纤细，只有他自己知道。

丁老师的短信息来了。她说她一定要陪他针灸到高考。他回复她说，他已经彻底康复，不需要再去了。

“真的？”

“真的。”

丁老师将信将疑地作罢了。他们不再去遥远的军队医院。过了三个礼拜，一次模拟考试之前，丁老师和他又在校园的清晨碰见。那个时间，校园里尽是鸟，尽是歌唱的鸟。他想躲开，丁老师的目光已经逮住他。她叫一声他的名字，去掉了姓。那是她第一次这样叫他：天一。在他听来，就是亲爱的，或者心肝儿。丁老师那双穿透人八辈子的大眼睛看着他。

“又在失眠了？”

不知为什么，他点点头。

“你看嘛，就是没有巩固住嘛！”

他犹豫一下，又点点头。他的眼睛此刻看着地面。丁老师伸手把他的下巴轻轻一抬，原先只是怀疑他眼里有泪，现在证实了。

她说下午下了自习等着他，她带他去军队医院。

“你这个孩子，不听老人言！”她笑着。在早晨的光线里看，她过分细腻的皮肤质感真好，皱纹也好，让他想到绢绸，那种太细太薄而轻易起皱的绢绸。

上自习的时候，他给她发了短信息，告诉她他已经决定不再去针灸。下了自习，抬头一看，丁老师已经等在那里。

她手指上玩着飞度的车钥匙说：“走吧？”

“不去了。”

“跟医生都约好了。”

“……不去。”

“为什么？就算要坚持到明年高考，也没有多久了嘛。还有一年。一年有觉睡，大不一样啊！”

他只好跟着她走。走到楼下，她看他又是有口难言的样子，轻声告诉他：“别担心钱，钱不是问题，我来付诊费就是了。”

“那怎么行？”他急得脸都烫了。

“将来挣大钱了再还给丁老师嘛！”她笑起来，“丁老师现在是投资哦，不准我投资呀？”她笑得鱼尾纹欢游。她有时是个不成熟的丁老师，比如此刻。那种不成熟让他好舒服。

没错，赚大钱。比他更高大魁伟的父亲一辈子赚小钱，这是他无法跟父亲有一句共同语言的原始理由。如今父亲连小钱都赚不上了，高高大大地坐在麻将桌边，英雄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几毛钱输几毛钱赢，就是他的悲与喜。他跟着丁老师走向停车场的路上，心里恶狠狠地想着赚大钱。赚大钱，是为了丁老师的预言成真，为了她对他的高期望值不落空。还为了什么？还为了让自己够格爱丁老师，或者，够格被丁老师爱。

太奇妙了！那一次针灸，他认定反正是无效，却又大睡一场，还大梦一场。梦到丁老师就在他床边，保卫他的睡眠。他在梦里对自己说，假装的酣睡千万不要被丁老师识破呀，否则她该多提不起劲儿，保卫了一场虚假睡眠。

然后就又恢复了每周一次的治疗。丁老师每周三或周四开车带他旅游二十多公里，度一次他们两人的假期，他们两人的蜜月。治疗结束，他们总是一块儿吃晚饭，往往到丁老师父母家去吃，偶尔也在餐馆里吃。当然他们选的都是比学校食堂贵不了多少的快餐。有时候丁老师让他点菜。他点完菜，她就乜斜眼，瞅着他，明白他为她抠门。而在丁老师父母家，他会自在些，毕竟没让丁老师破费太多。他喜欢丁老师的父母，像楼里的邻居那样把丁老师的父亲叫成“老丁老师”，这样来区别丁佳心这个“小丁老师”。

那晚他回到家里，父亲在简易平房最里头的一家打牌，他经过那里时听见父亲粗话满口地跟人笑闹。他家在那排简易平房的中间，前面围出一小圈铁栅栏，算是个前院，院子里种满蔬菜。铁栅栏是父亲把工厂的铁围栏用电锯割下来，给自家安装的，工厂关了门，几天内就被全厂下岗工人拆整为零。推开铁栅栏的门，就从窗口看到母亲坐在十四英寸的电视机前，脸几乎凑到屏幕上。他跟母亲说了多少次，音量开大开小不会影响电费多少的。他一推开门就跟母亲嚷嚷说愚昧啊愚昧，不省电净费耳朵了！但母亲以她的信念坚持把电视音量开到最低，笑着说即便不省电也省电视机，电视机的喇叭也跟人一样，扯起喉咙喊早晚喊破。他无话可说，懒散地把手一摆走开了，意思是：随便吧，爱怎么怎么吧。母亲是父亲从农村老家娶来的，父亲下岗之前在厂里做过临时工。她读过村里的小学，只读到二年级，对她来说，高中生儿子的学问已经多得一家人都受用不尽。他们住房旁边，就是一个高档小区，里面有四个保姆介绍所，她常常到介绍所去找一份事由，看护瘫子，带狗遛弯，或者照顾痴呆老人。干到老人死了，或瘫子把她累坏了，抑或狗的雇主太不把她当人骂了，她就会辞工回家歇着，直到因为儿子再次看上一个新手机，或者一套新衣，或者学校组织一次旅行，她再去高档小区的介绍所，申请一份同样的苦事。

雨街

等他进了自己的小屋，母亲走进来，脚步轻轻的，带一种知趣。母亲进城十九年了，仍然有种乡下人的自觉，进的是城里人的城嘛。母亲在叫他了，他懒洋洋地嗯了一声。对母亲他是爱的，但不知怎么去爱。他也深知母亲爱他，也是越来越不知该怎样爱。两人都越爱越风马牛不相及。他对父亲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可怜、鄙夷父亲。假如说他对父亲的爱里一半是正面一半是负面，那么正面的一半就是怜悯，负面的一半即是鄙夷。母亲问他吃过饭没有，给他留的晚饭还在锅里。他家的燃料是前几个时代的沿袭，仍然是自制煤块。他说吃过了。母亲问他真吃过了？他说真吃过了。母亲又问，吃饱了没有？他说吃饱了。母亲等了一会儿说，没吃饱再给你热点吃。他爆发地说，吃饱了！这一连串关于吃饭的话可以翻译成：儿子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她不会说，你天不亮就出门上学去了，天黑尽才回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告诉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你离家十几个小时过得如何？所有的疼和爱，一整天的挂念，最后就被三句关于吃饭的句子凝练提纯了。儿子把书包重重地搁在书桌上，这屋小得书桌只允许长两条腿，另外两条腿是借床的，桌面直接被钉在床栏侧边。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又一本书，母亲知道这是在催她离开。她总得说点什么，心里那么多疼爱总得给个出路。

“你那天跟我说，班里好多同学都请辅导，家长给请的，我听你说，英文要有人给辅导一下就好了……”她用一个动作结束了话语。那动作将一叠大小不等的钞票放在他面前。

“我不要。”他说，把仍然温热的钞票向旁边一推，“课外辅导老师一小时多少钱你知道吗？”

“人家能请，妈也能给你请！”

他知道母亲又去隔壁的高档小区挣辛苦屈辱钱去了。小区的富女人好不容易熬到可以欺负穷女人的份上，一点优势都不肯浪费。

“我真不要！”

母亲看着他，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需要辅导老师。英文我能自己补，找辅导老师干什么？不需要！”

母亲看着脾气都上来的儿子。因为他们的穷日子里常常短缺这个短缺那个，所以她绝不能让儿子发生任何短缺。似乎请家教课外辅导也是一种奢侈，别人家孩子能奢侈得起，她咬牙也要让自己儿子奢侈。

“你不要担心钱。这点钱我是偷偷存的，你爸不知道……”

“我没有担心钱！”他当然担心钱。

母亲没法了，从那卷钞票上剥皮一样剥下一张来，私密地往他面前推了推：“那就买双鞋，你那双运动鞋都穿乌了，刷不出来了。”

他不拿钱母亲是不会走的。似乎是给母亲很大面子，他把钱拿过来，塞进书包。母亲马上又急了：“放好！不要丢了！”她亲自动手，把那张一百元放进书包的内袋。

母亲出去半天了，他捧着书，一页也没翻。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他突然不知道什么是丁老师了，丁老师是个什么概念？是个什么意义？丁老师就是个样样对劲，爱得对劲、关怀得对劲的人，一个女人。为什么其他人爱也好，关怀也好，都那么不对劲呢？连母亲的爱都令他尴尬，连杨晴的关怀都让他挑三拣四地接受——要其中一部分，可又不把其余部分退还给她。要是没有丁老师做对比，杨晴那份感觉是温暖的、可心的，可以向爱情转化的，一有了丁老师，不，有了这个叫丁佳心的三十六岁女人，杨晴的关爱也显得太毛躁，可取的少，可舍的多。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那敞开的领口里一边一个高高耸起的锁骨，下面那一汪深洼……一张猫类的短脸，鼓额下一个小鼻子，相距颇远的大眼，肤色发黄，永远的披肩发，南北方兼具的女子特色，都在丁老师那儿强调了。那样的美谁能像他一样领略？

手机在桌面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像只大甲虫，被弄翻了个，脊背着地肚子朝天，吱吱地挣扎想翻过身来。一则短消息降临在大甲虫身上。手机号他烂熟于心，丁老师的短信让手机都活了。

“今晚感觉怎样？针灸效果如何？但愿你睡得像只小猪！”

这一会儿她在做什么？换上睡衣了吗？睡衣什么样子？一定不像邻居们倒尿罐，或到路口买早点穿的那些，无形无态，被无形无态的主人们穿成衣服里的老油条。她的睡衣是什么样的？她穿睡衣的样子一定更美。

他拿起手机，按下三个数字：530。它们的手机语言是：我想你。

没有回复。他刷了牙，洗了脸，又洗了脚，换上他睡觉穿的旧球衣，母亲在上面缝补过多次。他动作磨蹭，而心情焦急，就像在等一辆该来却老不来的火车。他发出那样的信息，分明是把今夜的睡眠发到对方那端了，他能不能有一点安眠的希望，要看对方怎样回复。万一那三个数字的信息一去不返，他这一夜就将“数声和月到帘栊”。手机却躺在只有两条腿的桌上，比他的主人先进入了睡眠。他睁着两只眼，失眠让他不止一次感觉，人的一辈子真长。

不知过了多久，短信来了，说：“对不起，一直在备课。乖乖睡，明天还有外语课呢。”

她知道英文是他的弱项，因而提前替他摩拳擦掌。

这不是他等的回复，不完全是。他又按下几个数字：880。手机语言：抱抱你。一秒钟都不敢犹豫，靠的就是不假思索，听从激情，一旦犹豫他就有可能失去激情带来的惯性。信息的关键成分是动词，而那个动作本身是激情和冲动的。他将信息发送出去。他自己也被那条信息吓坏了。

过了一年多了，他已经过了火葬的熔炉，那不可熔的一部分生命化作青烟，飘荡在大气中。一年多前的一条条激情信息仍在飘游，无所归依，仍在寻找最对应、最贴切的回复。它们不会消失，就像现在永远十八岁的他一样，只是进入了另一种存活形式。空中飘游的信息密密麻麻，谁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回复。难道人间的爱不亦如此？从来找不到一份完全对等的，对等的深，对等的美，爱和爱总是有些错位地存在，施与者和受于者从来感受的不是完全相同的爱。

他还感知到无数新的信息从人间诞生，飞舞相撞，活泼如无形的小咬、蠓虫，它们今夜尤其密集，奔走相告着一个惊人的消息……

雨街

你真的被判处了死刑，我的畅儿！

直到报纸和网络上出现“死刑”二字，我才真的相信在法院大门外听到的。网民们已经开始热心探讨死刑的方式：绞刑，枪毙，注射……就像一个世纪之前，赶着去北京菜市口看砍人头的热闹。我瞪着报纸首页照片上的你，瞪着那两个字：死刑。从你犯罪的当晚，一直到三个星期后你被警车带走，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从没闪现过。一秒都没闪过。在那之前，死离你和天一多么遥远！

你和天一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冲突，以至于非得用刀来解决争端？

早在出事的一个月前，就有同学向我报告，你的书包里揣了一把刀，新买的，好品质的西式厨刀。据说你们的高级公寓楼发生过一起盗窃杀人案，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成了那件案子的牺牲品，因此你这个父母常外出的少年必须充当自我保卫者。我批评了你，说我班级里的学生可不允许带刀到校。你不服气地答应我，会把刀留在家里。那天你到我家来补课，一进门我就向你伸手：可以看看你的书包吗？你阴沉地把书包交给我，里面仍然揣有那把雪亮的刀。我正缺一把切菜刀呢，送给我吧，我当时逗你说。你说可以，拿去吧，我再去买一把。我火了，说要是班上四十五个学生一人一把刀来上课，我还当什么班主任！你愣怔地看着我，从没见过我发那么大的火。那天晚上我对你好冷淡，帮你补课的态度就像任何一位家教，尽责而已。临走时我送你到门口，你抱住我，比以往抱得更成年，更野性。这样的抱，我是不该接受的。可是我居然也感到了渴望。难道我一直不了解自己怀有那秘密的罪过的渴望？难道非得一个意外动作发生，一份意外的自我解密才会跟上？！或许根本无法解密，多少人类行为停留在无法破解的黑暗里……我和你僵持了一晚，你赢了，带着那把刀走了。

当时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多好。

在杀死邵天一之后，正是那把刀，把你自己也杀了。即便上诉成功——我现在把自己的生命许给上苍，以换取你的上诉成功——即便法律赦免你不死，你生命的一大半也已经被那把刀杀害了，设想一下多年后吧，走出监狱的将是一个心灰意懒的中年刘畅，背着沉重的档案，劳改犯可以被释放，而劳改释放犯是你永远的称号。真是那样，但愿我已长辞人世。

庭审照片上的你是四分之三的侧面，比我们俩合影上的你要胖，也许因为你那一头浓发被剃短的缘故。你憔悴而呆滞，半年时间长了十年岁数。记者报道说，你的母亲在听到法官宣判你死刑时，人从座位上触电一样弹起来，随后马上又瘫软下去。这位董事长母亲被记者们形容成：“气质华贵，身穿黑色Dior（迪奥）连衣裙，戴Dior墨镜的女老总被秘书和随从搀扶起来，架出法庭。她走在法庭的台阶上，终于全面崩溃，大滴的眼泪从墨镜后流下来，接着便干脆号啕大哭，边哭边喊：‘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们，他才十八岁啊！’”

畅儿，我在你的母亲面前是个罪人。尽管她不是个理想的母亲，但从所有的报道看起来，她是爱你的。她以为把你要的一股脑给你，就是爱，以为你什么也不缺、什么都过剩就是爱。

其实昨天我是看见你母亲被众记者围着从法院大铁门里出来的。那时我已经藏进了法院对面的小吃店，从污渍斑斑的窗子里看到了那个场面。当她的黑色奔驰从停车场开来时，正好邵天一的父母也从大铁门里出来。你的母亲突然挣脱人们的搀扶，向邵家夫妇冲去。所有人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都跟上去阻拦。她也像天一母亲在法庭上那样下跪了。跪下的同时，她还是喊着同样的话：“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天一的母亲本来木木呆呆，此刻又大哭起来，许是想到因为这女人的儿子，自己没了儿子，也许是自己已经没了儿子，却并不能阻挡这个女人也失去儿子。畅儿，你不知道，你母亲伤心到什么程度，脸面尊严都不顾了。当你父亲上前抱她、拉她的时候，她却一把揪住天一的母亲，仿佛她一切希望都在这个面善的、质朴的女人手里，可以求她为她做主。法院门口乱成一团，马路上的车子不断停下来，最不该塞车的地段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梗阻。

我不知怎么已经穿过马路，站在围观的人群外，看见天一的母亲把你母亲推倒。谁都听见了她凄厉的咆哮：“救你儿子？！你先还我儿子！”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哭成那样。我不敢打听，听人们嗡嗡着“死刑、死刑”我根本不信。直到今早的报纸摆在我面前。

当时我看不下去了，向法院后门绕去，也许载你的囚车会从那里出去。

后门也拥堵着人。附近居民渐渐加入了人群，两个老太太东问西问地走过来，都拎着塞满蔬菜的塑料袋。警察开始喝退人们，后门震动一下，里面的锁打开了。人们一下子静了，朝着门翘首以待。我不能站在他们的群落里，跟他们一起翘首以待。我向马路另一边走，此刻囚车拉响警笛。我从小就害怕警笛，这种不知谁发明的音调总是通报人间灾难，而当时的警笛声格外刺耳钻心。

从法院到我父母家，大概六公里，我不知道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拖着僵死的身体，左脚拽右脚地挪了六公里。到了地方，我才发现到了父母家，而不是自己家。我快三十七岁了，可是在心里最不得过的时刻，还是会来找父母。站在父母家楼下，看着三楼第五个窗户里被灯光映照的两盆兰花，突然想到母亲的子宫是个多好的地方，能让人不犯错误，不干不可逆转的事。那是个最安全最温暖的小屋，能让我回到那里该有多好。

我围着那座老式的教职工宿舍楼转了一圈又一圈。天慢慢黑尽了，从晚到夜。我看见母亲的卧室也亮起灯来。

你记得我第一次带你来看望他们吗？邻居们看见我就叫：“小丁老师来啦？老丁老师刚从外面回来！”你笑了，笑“小丁老师”和“老丁老师”的称呼。我走在最后，你跟着叮咚，叮咚最先跑进楼道，一跺脚，楼梯上的灯亮了。我掏出钥匙，母亲却在屋里把门打开了，似乎她一直在等待我。你一进门老太太就说：“哎哟，这么个小帅哥，电视剧里来的吧？”我有个开朗爱逗的母亲，让每个人都自在。你嘿嘿地笑了起来，摘下你的棒球帽，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你已经不认生了。我介绍说你是我们班的新学生，因为父母不在家而跟我回来吃周五的团圆晚饭。我父亲此刻从书房出来，跟我们浅浅寒暄。做了几十年数学教师的老丁老师比较含蓄拘谨，那天晚上好像比你还认生。各种好夫妻都是这样性格相左的搭配，俗话说：一肥搭一瘦。

晚饭时我母亲打听了你全家的情况。你在国外有一个舅舅，在北京有个姑姑，爷爷得过中风，所以让奶奶老是忙不过来，没有工夫管你这个孙子。加上你母亲跟婆婆的关系从你婴孩时期就开始紧张，因为她看不惯你奶奶喂你吃饭的方式：把一口饭先放在自己嘴里含一含，等到不烫了才送进你嘴里。你嘻嘻笑着说：“可不是嘛，确实恶心，一口饭在装了假牙的嘴里过一遍！”然后你龇牙咧嘴，叮咚也跟着龇牙咧嘴，突然问她外婆，是不是也在她婴孩时期对她干过同样的恶心事，我母亲轻轻拍了叮咚一巴掌说：“打你这小没良心的！”

我父亲也笑起来，低声附和一句：“指望现在的孩子有良心啊？”

我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把天一带来，你一下子抬起头。我注意到你的神情突变。老太太提到邵天一的亲热随意口吻几乎是家人式的。下面几分钟，你心思跑了，闷头吃白饭，我母亲给你夹菜，你先是一惊，接着扫视一圈，似乎把餐桌边几个人又重新认了一遍，主要是把我重新认识一遍。

我早该知道，事情就是在那时开始乱的。

雨街

饭后叮咚看电视，你拿出书本，问我哪里可以自习。我把你带到父亲的卧室兼书房，笑着跟你解释，老两口已经不能同时作息了，因此他们一共两间屋，两间都是他们的多功能室。你说对不起，因为即临的模拟考让你没把握，只能抓紧时间，尽量准备得充分些。你眼睛太透明了，沉到心底的心事都能让我看到。你眼睛在诘问：“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儿’吗？难道除了老丁老师和老丁师母，还有一个人叫你‘心儿’？并且是插在我前面叫……”我笑了一下说：“快去复习吧，我要去帮我妈洗碗收拾厨房了。”你明白我明白了什么。我也知道，我的明白没有偏差。我们俩离得那么近，生物电的交流都能感觉到。你进了我父亲的卧室，我替你关上了门。叮咚小声问我：“大哥哥怎么了？”我有个跟我一样直觉特好的女儿。我的女儿很宽容，几乎完全把我让给了我的学生，自己去上寄宿学校。她懂得压力：学校和年级的升学压力，家长们给予班主任的压力，一旦带不出升学率高的班级，她的母亲会被压成什么样。班里哪个学生不健康不快乐不能顺畅地走完高三的非人岁月，会对她母亲意味着什么。我摆摆手，不让叮咚作声，让你在门内安静地复习。

你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你先前的学校调访过。你从初中到高二的上学期一直在实验中学就读。那是一所比我们学校升学率更高的学校，在高二下学期突然转学，这做法不合情理，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你转学的背后一定有事，一定不像你父亲一笔带过的“学校太远”。事情很快清楚了：你在实验中学中考时得了考试综合征。医生对你“综合征”的记录是这样：“浑身发冷，以至于五月天穿防寒服参考，在考场高烧、呕吐、满身冷汗……”你撑着考完数学，第二天考语文时竟然昏厥在考场。所有人以为你不是打摆子就是重流感，但你的每项检查结果都正常。假如不是你考英文时的表现，校医不会茅塞顿开。英文考试夹在语文和政治之间，进英文考场前你完全康复，脱掉了防寒服，还吃了一个肉包子，但考政治前你又打起摆子来。校医这才意识到你患的是什么病。这两年来流行的怪病还少吗？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还有学生们得的考试综合征。

你心里远不如你的表面潇洒。就像你的衣着打扮，刻意造成的随意，修饰出来的不加修饰。表面你对很多事满不在乎，包括考试，包括成绩的名次。你不像天一，一看就知道，他活得沉重，过早老成。你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吃苦获得，因此你也不会为学习和考试吃苦。你不屑于吃苦。其实你一直是暗暗地吃苦，应该说你吃的是额外的苦头，那份额外的苦头是用来掩饰你真正的吃苦。天一和你太不同了，除了写诗，他几乎戒掉了一切娱乐、一切喜好，苦巴巴地把所有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和考试上。你呢，所有娱乐都有你的份，足球队、网球队、剧社你都参与，用你的话说是玩玩球，玩玩写戏、演戏，想向人证明什么都可以玩，你是玩大的，玩毕业的，玩进名牌大学的。实际上这是你的虚荣，你宁愿以天资聪颖来击败天一那样的死用功。就是带你去我父母家那次，我更看清你那扮出的潇洒，妒忌轻易就让你挂彩了。

我从法院走到父母家，进了门连叫一声“爸妈”都省略了。老两口还什么都不知道。母亲问我脸色怎么那么差，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母亲在收拾厨房，让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抽屉。我照办了，可是没等自己将手从抽屉里抽回，另一只手就去关，把自己的手指头挤出了血。

我在厨房听到手机响起来。那一刻我不愿意接听任何人的电话。父亲恰巧在客厅，将手机拿进厨房，见我和母亲的手都被占着，就按了答话键。

“记者？请问，哪里的记者？”

我抢先一步，把手机拿过来，关了机。我拿着手机走出厨房的时候，知道父母担忧的眼睛给我的脊背追光。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时间，我都是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记得母亲在为她一直跟进观看的电视剧流泪，我说：“要是我像她那样死了，你和爸要帮我照顾叮咚啊。”

母亲一个激灵转过头。

“要是让叮咚落到她爸手里就惨了。”

我自言自语。还好，眼泪没有流下来。

母亲不止一次见过我这种时候。一个单身女人、单亲妈妈，一个不胜重压的女教师不在母亲面前表现“过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现？所以母亲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膝头上，轻轻拍打。她的巴掌那么软，她就是这样把童年的我拍打进睡梦，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滑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差点要把你的事、我们的事倾诉给母亲，再大的噩耗丑闻，父母从我嘴里听说，比从任何其他途径听来要容易接受得多。但我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

现在他们应该猜出来了。清早读报是老两口的习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惊讶得血压和心脏都出现刹那的失常。当他们看到记者不提姓名地写到一个近三十七岁的女教师，他们会意识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处死刑。而今天还是大晴天，楼下的退休老人们还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双喇叭录音机还照常唱着他们八十年代的情歌：“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打开手机。我知道此刻多少记者拥挤在手机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车还挤，个个录音机就绪，提问就绪，我的回答将为当下最大的丑闻逐一填空补缺。拨开窗帘往窗下看，狩猎我这个丑闻女主角的人有十几个呢，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端着笔记本电脑。一个个邻居被他们拦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摇摇头。几个记者进了楼门，脚步声先响在楼梯上，然后到达了我的门口。门被敲了几下，我盯着门。门这边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垒，也留着你种的大丽菊、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墙壁、门窗。所以我就那么盯着被敲响的门。随他们去敲门，我是不会开的。

畅儿，你为什么选择过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去杀人？你是想在成年的第二天，就做个成年人来对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