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的成长史

拓跋鼠

　　年轻时，我曾极端厌恶官员们的公款吃喝，他们贪污腐化，挥霍民脂民膏。
　　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应酬，其实官员们也不喜欢——谁不愿意每天和老婆孩子一起安享天伦之乐？谁又愿每天喝得醉醺醺的？谁又愿到处赶场子吃饭、染上脂肪肝酒精肝？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酒桌子文化，没有这餐饭大家建立不了感情，没有感情就无法谈及合作。
　　
　　虽然官员吃喝和商人应酬有个本质区别——前者吃公款，后者自掏腰包——但我知道官员们还是不喜欢天天应酬。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若说对这种风气不满，首先要问责的不是官员个人，而是这种可以随意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导致了大批精英削减脑袋往上爬。
　　
　　这是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嘛。所以，官场里不乏头脑清晰、颇有见地的人才。
　　只是，大家都进了这个身不由己的大染缸，时间久了，外表都被染成一样了。
　　
　　很多咒骂官员贪腐的底层屁民，真等他们上台，往往还不如这群人——他们并不比官员们受染缸文化影响小，而且在智力、学识和品质上还往往不如官员。
　　比如，萝莉讲过的欠50块钱都不还的张三，找到月薪两千工作就踹了赵六的王五，这种人若要执掌权柄，又能干出什么好事？
　　
　　只是，如此多的精英人物挤进官场，真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他们本该用聪明才智创造更多财富，而不是挥霍它们......

　　“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很多人一定经常这样想。
　　秦始皇也想：“如果能找到长生不老药......”
　　阿基米德也想：“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可见，当人把决策放在一种幻想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认识到这个制度的缺陷，并且有理想改变它，那就该先设法融入这个制度，再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权力，去改变。
　　我最尊敬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险些完败。
　　最终，付出了国家解体、本人下台的巨大代价完成了还权于民的过程，而且还不算彻底。
　　在我眼里他是伟人，因他跟我们这些俗人不同：我们是用牺牲良知为代价追求权力，而他则以牺牲权力为代价追求良知。
　　但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他是拱手让权的白痴，在部分俄国人眼里他是祸国殃民的笨蛋。
　　
　　他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他的改革缺乏支持——在他改革时，苏联并没有形成商业精英阶层；而权力几乎还是所有人趋利的不二选择。
　　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很少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全都把夺权作为第一目标。
　　
　　夺权？向谁夺？肯定向戈尔巴乔夫夺。
　　所以他下课了。

　　外力改变、革命，也是种方式。
　　但那是性价比最差的方式——代价最高，效果最差。
　　今年正好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了，我们又进步了多少？
　　
　　蒋介石是个独裁者。
　　胡适说：在蒋那里，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那里，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所以，胡适坚决去了台湾，尽管他和蒋介石互不待见。
　　而那些相信毛比蒋更民主的知识分子，等待他们的将是：镇反、反右、四清、文革......
　　别说自由，连幸存下来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台湾人和我们同文同种，他们终于学会了如何不用暴力变革社会。
　　我很羡慕他们，他们从此不再是劣等的支那人。
　　他们怎么做到的？
　　
　　除了台湾，韩国、智利、突尼斯，都实现了无痛转型。
　　这是因为即便在原有独裁格局下，也还是发展壮大着一个商业精英阶层。
　　人们获得利益的方式，即便不在官场，也能在商场获得。
　　
　　商业精英人数或许不算多，但他们绝对是有实力的。
　　他们不仅有钱，还有脑子。
　　即便未达到精英标准，独立面对市场的人，就比在温室里呆着的人聪明。
　　
　　金钱+智慧=实力，他们有实力向独裁挑战。
　　而独裁者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再辅以民众的压力，和平转型就有可能。

拓跋鼠

　　那么，为什么不鼓励怀着美好理想的人钻进官场——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等待机会呢？
　　因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权力对人的腐蚀是巨大的。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真正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全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全中国几千年出一个的稀缺人物。我们若要指望这种人降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当然，在这个山寨大国、制假天堂里，不断有人自我标榜是理想主义者——譬如毛——可我们知道，这种自我标榜的家伙往往是骗子。即便他有些理想主义，但最后也被权力腐蚀掉了。
　　
　　我不相信人的品德，我只相信人性——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人性。
　　一个有理想的人进了染缸，染缸的黑与恶多少都会影响他。同时，染缸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会销蚀他心中那份坚守。
　　几十年之后，这个曾经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就和仲永一样，“泯然成众人矣”。

　　况且，权力体系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分配利益格局，或提高、或扼杀人们的创造力。
　　所谓的苏联模式为什么最后搞不下去？因为这种模式扼杀人的创造力。
　　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曾取得过短期的巨大成就，甚至能跟美国人比划比划。但是，这种成就是建立在对人民最残酷的掠夺和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
　　
　　在这种体系下，所有劳动者都被剥夺了致富的可能，只能靠国家给予的生活费过活；农民遭受了最惨重的掠夺，致使农业一蹶不振；而且它还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古拉格（劳改营），大规模使用奴隶无偿劳动。
　　而且，苏联是世界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过度开发、浪费资源短期内它撑得起。
　　所有这些，导致苏联在几十年内取得了表面上的“奇迹”，而付出的代价是严重污染的环境、过度浪费的资源，当然还有几千万冤魂的性命。
　　
　　但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无法与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竞争。
　　因为，这种体系下为了寻找新的奴隶劳动力，国家不得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把更多的“自由民”弄进古拉格。
　　几十年后，这个国家里很少能找到未受害者。对这个体制的仇恨将越来越强，甚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对它深恶痛绝。

　　这种体系为了自身稳固，会想方设法消灭一切可能的挑战。所以，消灭各种各样的精英——无论商业的、科技的还是文化的——成了政权的日常事务。
　　20年代，苏联消灭了文化精英；30年代，苏联又消灭了政治精英、科技精英和军事精英。结果，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根本找不到几个称职的将领。
　　
　　当然，精英是会不断涌现的，总会生出一些头脑聪明的人。于是一批优秀将领在战争脱颖而出。
　　最终苏联是“胜利”了。可苏联的“胜利”付出了2800万人生命的代价，而被它打败的德国，苏德战场上不过死了400万人。古希腊有个城邦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一生喜欢打仗。公元前279 年，皮洛士与罗马军队进行了一场会战。最终，罗马军队损失6000人，皮洛士损失了3500人。部下向皮洛士庆祝胜利，皮洛士痛苦地说：“再来这么一次胜利，我们可就回不了家了！”
　　后人就用“皮洛士式的胜利”来比喻接近失败的胜利。
　　皮洛士之战损失只是对方的一半多一点，他就认为算是失败了，那么苏联7倍于敌人死亡，还能叫“胜利”么？
　　苏联打赢德国不意味着苏联体制有任何优越性，只是因为它的人口和资源拼得起这种豪华战。

　　精英的丧失导致苏联在经济领域根本无法与西方对手竞争。苏联生产不出任何好用的民用工业品。即便是引以为傲的军工业，在与西方武器的比拼中还是远远落后，只是苏联资源丰富，它走了以量补质的歧途——它的资源暂时耗得起。直至海湾战争，苏联武器与西方武器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结果苏式武器就是人家的活靶子。苏联的高科技领域也还凑合，但没有什么技术是原创的，基本是靠俘虏的德国科学家垫底、克格勃不断盗窃得来。
　　到了80年代，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穷尽了，再也无力发展下去。
　　
　　一个丧失创造力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请看看金二统治下的朝鲜就知道。

拓跋鼠

　　那么，为什么不鼓励怀着美好理想的人钻进官场——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等待机会呢？
　　因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权力对人的腐蚀是巨大的。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真正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是全世界几百年出一个、全中国几千年出一个的稀缺人物。我们若要指望这种人降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当然，在这个山寨大国、制假天堂里，不断有人自我标榜是理想主义者——譬如毛——可我们知道，这种自我标榜的家伙往往是骗子。即便他有些理想主义，但最后也被权力腐蚀掉了。
　　
　　我不相信人的品德，我只相信人性——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人性。
　　一个有理想的人进了染缸，染缸的黑与恶多少都会影响他。同时，染缸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会销蚀他心中那份坚守。
　　几十年之后，这个曾经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就和仲永一样，“泯然成众人矣”。

　　况且，权力体系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分配利益格局，或提高、或扼杀人们的创造力。
　　所谓的苏联模式为什么最后搞不下去？因为这种模式扼杀人的创造力。
　　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曾取得过短期的巨大成就，甚至能跟美国人比划比划。但是，这种成就是建立在对人民最残酷的掠夺和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
　　
　　在这种体系下，所有劳动者都被剥夺了致富的可能，只能靠国家给予的生活费过活；农民遭受了最惨重的掠夺，致使农业一蹶不振；而且它还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古拉格（劳改营），大规模使用奴隶无偿劳动。
　　而且，苏联是世界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过度开发、浪费资源短期内它撑得起。
　　所有这些，导致苏联在几十年内取得了表面上的“奇迹”，而付出的代价是严重污染的环境、过度浪费的资源，当然还有几千万冤魂的性命。
　　
　　但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无法与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竞争。
　　因为，这种体系下为了寻找新的奴隶劳动力，国家不得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把更多的“自由民”弄进古拉格。
　　几十年后，这个国家里很少能找到未受害者。对这个体制的仇恨将越来越强，甚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对它深恶痛绝。

　　这种体系为了自身稳固，会想方设法消灭一切可能的挑战。所以，消灭各种各样的精英——无论商业的、科技的还是文化的——成了政权的日常事务。
　　20年代，苏联消灭了文化精英；30年代，苏联又消灭了政治精英、科技精英和军事精英。结果，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根本找不到几个称职的将领。
　　
　　当然，精英是会不断涌现的，总会生出一些头脑聪明的人。于是一批优秀将领在战争脱颖而出。
　　最终苏联是“胜利”了。可苏联的“胜利”付出了2800万人生命的代价，而被它打败的德国，苏德战场上不过死了400万人。古希腊有个城邦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一生喜欢打仗。公元前279 年，皮洛士与罗马军队进行了一场会战。最终，罗马军队损失6000人，皮洛士损失了3500人。部下向皮洛士庆祝胜利，皮洛士痛苦地说：“再来这么一次胜利，我们可就回不了家了！”
　　后人就用“皮洛士式的胜利”来比喻接近失败的胜利。
　　皮洛士之战损失只是对方的一半多一点，他就认为算是失败了，那么苏联7倍于敌人死亡，还能叫“胜利”么？
　　苏联打赢德国不意味着苏联体制有任何优越性，只是因为它的人口和资源拼得起这种豪华战。

　　精英的丧失导致苏联在经济领域根本无法与西方对手竞争。苏联生产不出任何好用的民用工业品。即便是引以为傲的军工业，在与西方武器的比拼中还是远远落后，只是苏联资源丰富，它走了以量补质的歧途——它的资源暂时耗得起。直至海湾战争，苏联武器与西方武器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结果苏式武器就是人家的活靶子。苏联的高科技领域也还凑合，但没有什么技术是原创的，基本是靠俘虏的德国科学家垫底、克格勃不断盗窃得来。
　　到了80年代，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穷尽了，再也无力发展下去。
　　
　　一个丧失创造力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请看看金二统治下的朝鲜就知道。

拓跋鼠

　　相比苏联巨人的轰然倒地，中国人找到了另一条途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其实这完全是因祸得福：毛从苏联学来的二手马克思主义比苏联的还要山寨，加上这个国家资源贫乏，玩了27年还是穷的连裤子都没有。
　　
　　穷到最后，他们干脆不讲理、不要脸了，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慢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快车道”。
　　这句不讲理、不要脸的话，反映出他们的自暴自弃。
　　
　　邓爷爷还是比较聪明的，也比较有良知。他想为这个体制找到条延寿路径。
　　于是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生物面临灭绝才会进化，于是毛的三手马克思主义进化成了四手：特色社会主义。

　　而特色社会主义搞了30年，我们看到，它在经济上的确是成功的。中国人从穷的连裤子都没有，到现在丰衣足食之余，还可以玩汽车、互联网和IPAD。
　　这个进步你不能否认，否则就是没有良知。
　　如果不是当年邓爷爷打开国门，你我不会比金太阳照耀下朝鲜人民幸福到哪里去。
　　当然，也有几个败类——比如孔斜眼——说朝鲜好的很，只是他们似乎不打算移民那里。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应感谢邓爷爷，真诚地感激。
　　
　　当然，邓爷爷并非如金家王朝那样“一贯正确”，他也有缺点。
　　邓爷爷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威权+资本主义。这和民主+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上是有巨大区别的。
　　
　　威权资本主义在早期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毕竟允许了资本主义发展。于是一潭死水的经济活跃起来，人们在短期内创造出神话般的财富，从饿肚子到了小康。
　　为什么会允许资本主义呢？因为邓爷爷有个良好品质：考虑问题从现实出发——穷得连肚子都弄不饱，还打肿脸充盘子，这实在是可笑——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邓爷爷的局限性，就是他只肯在经济领域尊重现实。

　　尊敬邓爷爷，不等于要为尊者讳；而分析他的过失，仍是瑕不掩瑜。
　　在任何问题上不尊重事实都是会受到报应的。
　　经济基础不尊重事实，穷的没裤子；上层建筑不尊重事实，现在已经弄到了“炸弹还是选票”的地步了。
　　
　　当然，除了选票还有一种可能：孔斜眼们提出，回到不要脸、不讲理的时代。
　　
　　这种道路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因为，它非常符合中国小农“不患寡患不均”的历史传统。
　　
　　小农时代有这个传统是正确的。因为小农时代生产力相当低下，而农业一业独大，其他产业都微不足道。
　　小农模式是分散、落后、靠天吃饭，缺乏抗风险能力。
　　平均分配尚且勉强糊口，一遇天灾还要卖儿鬻女；如土地过于集中，小农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从汉代到明末，2000年时间中国人口从5950万到6000万，几乎没有增长。
　　期间经历了数十次改朝换代，每一次变革都付出几千万人命代价，最终尘埃落定却又回到老样子。
　　同样，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更多变化，产出也没多少变化。
　　也就是说，2000年间中国的财富没有多少增加。
　　
　　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往往采取平均授田的方式以提高生产力——这样做效果是很明显的。
　　但人不断会发生精英—乌合之众的不断分化，总有人更勤奋、更聪明、更节俭，于是他们通过买卖土地变成地主。
　　有人变成地主，就有人沦为雇农。
　　随着人口增长和贫富分化积累，无地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形成流民。
　　流民也要吃饭，没饭吃他们就造反。
　　于是乎，一场横扫一切的农民起义（本质上是流民造反）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