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九日

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67)

　　老陈走出了病房，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房间里开着暖气，比外面暖和了许多。
　　吴昆去把门关了，空间马上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隐约的市声，和床头监护仪规律的嘀嗒声。
　　春草依旧半靠着，手搭在小腹，目光落在对面雪白的墙壁上。吴昆搬过老陈坐过的那把椅子，放在离床尾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姿态是拘谨的，背微微弓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无意识地相互磨蹭。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深色的夹克，头发也擦干了，但脸色依旧不好看，带着劫后余生的苍白和一种小心翼翼的疲惫。

　　两人一时沉默。春草能感觉到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轻飘飘的，带着试探和不安，一触即离。这目光让她想起昨夜巷子里他扶住她时那双颤抖却稳定的手。那触感仿佛还残留在她背上，带着不容忘记的温度。她本该厌恶，本该更冷硬地回击，可心底某个角落，却因为这目光里的纯粹担忧而生出了一丝极细微的裂纹。她赶紧用张雅那句“你是女王”浇筑上去，试图封冻。
　　腹中的孩子轻轻动了一下，像一声细微的提醒。这孩子是他的。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在此刻静默的病房里，忽然变得无比清晰、无比沉重。她握着的“王牌”，同时也是她无法言说的“罪证”。春草闭了闭眼，再睁开时，视线没有移动，缓缓地说：
　　“刚才……谢谢你。”

　　这句话说出口，比她想象的更难。每个字都像带着细小的钩刺般刮过喉咙。但必须说。她不能对那场雨中的狂奔视而不见，那不符合她心里给自己划定的哪怕是扭曲的“道理”。说“谢谢”，更像是在对自己强调：看，我还分得清是非，我没有被他的行为冲昏头脑，我依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吴昆像是被这声“谢谢”烫了一下，肩膀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眼神里有惊愕，有慌乱，更多的是一种受之有愧的惶恐。“不，不用的，”他声音低低的，“是我……我应该的。”他顿了顿，又说：“你没事就好。”

　　话题似乎到此就该终结了。春草却感到一股更沉郁的东西从心底翻涌上来。那句“谢谢”像打开了一道闸门，后面淤积了太久的泥浆开始不受控制地外溢。她转过头，第一次真正将目光对准他。那目光是冷的，带着审视，和一丝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的怨怼。
　　“你总是这样，”她说，“以前也是，做了错事，就摆出一副可怜相，好像谁欺负了你一样。吴昆，你骗我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

　　吴昆的脸瞬间褪尽了血色。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攥成了拳，“我……”他张了张嘴，喉结剧烈滚动，“春草，那件事……是我混蛋。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拿你的身体……拿输卵管堵塞这种事骗你。我……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我怕……怕你知道我不能生，会不要我。”他语速越来越快，仿佛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太久，此刻终于找到了一个缝隙，不管不顾地往外冲。“我太自私了，只想着怎么把你留住，没想过这对你是多大的伤害。我该死。”
　　“还有孩子……”他声音哽咽了一下，头埋得更低，“我听到你怀孕，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懵了，然后……然后就是怀疑。我满脑子都是我的弱精症，觉得怎么可能……我就、就口不择言，说了混账话。那不是我的真心，春草，那是我的自卑，我的恐惧在作怪。我恨我自己都来不及，怎么敢真的怀疑你？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他抬起头，眼圈通红，里面是货真价实的痛悔和哀求。“你怎么怨我、恨我、罚我，都是应该的。我活该。只要你好好的，孩子好好的，我怎么都行。就是别再一个人硬扛了，我看着……心里跟刀绞一样。”

　　春草听着，心里那座用恨意和“女王”姿态垒起的高塔，开始发出细微的、不祥的咯吱声。他的每一句忏悔都像锤子，敲打的却不是她的恨，而是她深埋的愧疚。他是在为他“自私的欺骗”和“愚蠢的怀疑”道歉，字字泣血，真心可鉴。而她呢？她不仅隐瞒了孩子是他的，更将那个为了父母而被迫承受的肮脏的交易永远封存。在他坦荡又指向明确的痛苦面前，她那无法言说、混杂着羞耻与无奈的秘密，显得如此阴暗和沉重。他的道歉越是真挚，她脑海里张雅的声音“永远不要说出来”就越是像一层冰冷的铠甲，裹住她发热的良心，却也让她呼吸艰难。她维持着表面的冰冷，内心却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仍在享受他卑微忏悔带来的扭曲掌控感；另一个，却已开始为这份“享受”感到隐隐的羞耻和不安。

　　“罚你？”春草撇撇嘴，“我现在这样，还能怎么罚你？你一句错了，我的孩子就能安稳生下来？我心里的疙瘩就能解开？”她移开视线，语气冷硬，“我一个人，也能把他养大。有没有你，都一样。”这话说出来，竟有些虚张声势。她真的能完全割舍吗？割舍这个在雨夜为她狂奔、此刻在她面前将最不堪的自卑和恐惧袒露无遗的男人？尤其是，当她清楚自己并非全然无辜的时候。

　　这话像最后一根针，扎破了吴昆强撑着的姿态。他肩膀垮了下去，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再无半点言语。只是那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沉重。
　　又过了许久，春草忽然觉得病房的空气闷得让人心慌，胃里也空落落地泛着酸。她需要做点什么，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来重新确认自己是否还能像之前设想的那样，冷酷地支配他、考验他。或许，也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给他一个“赎罪”的出口，好减轻一点自己心头那莫名的重量。她瞥了一眼蔫头耷脑的吴昆，冷冷道：
　　“我饿了。嘴里没味，想吃饺子。东街口那家‘王记’的，要白菜猪肉馅。”

　　吴昆像是被启动了开关，猛地站起来：“好，我这就去。”动作快得有些踉跄。
　　“等等，”春草叫住他，看着他瞬间定住的背影，“葱姜蒜都不要放，酱油也少点，我吃不得咸。”
　　“……好，我记得。”

　　吴昆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春草听着走廊里远去的急促脚步声，心里那点因支配而产生的微弱快感，转眼就被更庞大的空虚吞没。她忽然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折磨他，看他卑微顺从，就能抵消她心里的愧疚吗？不能，只会让那愧疚在对比中更加凸显。她像个困在迷宫里的孩子，用发脾气来掩饰找不到出口的恐慌。
　　饺子很快买回来了，还细心地配了醋和一小碟辣椒油。吴昆小心地把餐盒打开，递到她手边能及的位置。

　　春草拿起勺子，舀了一个，吹了吹，送进嘴里。咀嚼了两下，眉头便蹙了起来。味道其实不算差，但她此刻心乱如麻，味同嚼蜡。她需要找一个理由，将内心的烦躁发泄出去，也需要一个继续这场“考验”的借口，仿佛这样就能推迟面对内心真正复杂情感的时机。她放下勺子，语气平淡地说：“太淡了，一点滋味都没有。拿回去吧，换一份。”

　　吴昆愣了一下，看了看几乎没动的饺子，什么也没问，端起餐盒：“好，我去换。不过先放这，等下我吃。你……你还想加点什么？”
　　“说了不要葱姜蒜，酱油少点，但也不是一点味都不要。你自己看着办。”春草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
　　第二次买回来的饺子，吴昆额上带了层薄汗。春草这次只尝了半个，就推开了。“咸了，”她皱着眉，“咸得苦。换。”她几乎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顺从像一面镜子，照出她此刻行为的无理和刻薄。那“女王”的面具，戴得她脸颊生疼。

　　吴昆端着餐盒的手紧了紧，嘴唇抿成一条线，仍是点头：“好。”
　　第三次，饺子盒边沿渗出一点红油。春草看着那红油，心里那股无名火更旺了，但这火里，烧灼自己的成分似乎更多了些。她看到了他的疲惫，他的徒劳，他因为她的反复无常而在冬夜里一次次奔波。她不是在惩罚一个骗子，而是在折磨一个真心悔过、并试图用最笨拙的方式弥补的人。而这个认知，让她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九日

　　就在春草准备再次挑剔时，瞥见吴昆手背上有一小片不起眼的红痕——大概是匆忙间被热汤或餐盒烫到的。
　　那点红痕在他紧握着餐盒的手上显得格外刺眼。他整个人像一根绷得太紧而快要失去弹性的弦，疲惫从微驼的背脊里无声地渗出来。
　　春草的心猛地一缩。那点红痕像块烧红的铁片，烫到了她最坚硬的防御。所有的故作冷漠、所有的报复心，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她突然无比清晰地看到：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她想象中的恶魔或小丑，而是一个会痛、会累、会因为爱和悔恨而将自己低到尘埃里的真实的人。他犯过错，可他的忏悔和付出，远比她因被迫而犯下的那次出轨，要来得坦荡和沉重。她有什么资格，这样高高在上地审判他、折磨他？

　　汹涌的愧疚瞬间淹没了她。为了父亲的低保和母亲的工作而被迫付出的那个交易，此刻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记忆，更掺杂了对眼前这个一无所知、却真心待她的男人的背叛感。她张了张嘴，那句刻薄的“太辣了”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
　　“算了，”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无力地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刻意维持的冰冷终于出现裂缝，“没胃口，不吃了。”
　　吴昆这次没有立刻应声，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如释重负，也有更深沉的疲惫。他默默拿起三个餐盒，还有她换下来的那套沾了泥水的衣服，转身走进了病房的阳台。门轻轻关上，里面很快传来哗哗的水声和衣物搓洗的轻响。

　　春草靠在床头，听着那水声，心里那片荒芜的战场尘埃渐落。恨意熄灭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疲累和……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高高在上的姿态需要力气，她累了。或许，该落地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在枕边震动起来。她摸索着拿出来，屏幕上跳动着“李迪农”的名字。
　　接通，李迪农爽朗中带着一丝疲惫的声音传来：“春草，告诉你一声，合作社这边的塘，今天总算干完了！鱼都起了，账也大致理了理。明天我跟秀竹，还有建军，一起进城来一趟。你这几天怎么样？店里忙不忙？”

　　春草听着，目光无意识地落在阳台门上。“迪农哥，我还好。你们明天来吧。”她的声音有些低。
　　就在这时，阳台的门被轻轻推开。吴昆走了出来，手里拎着拧得半干的衣服。他怕打扰她打电话，动作放得极轻，但门页还是发出一声轻响。他抬头，正好对上春草望过来的目光，脚步一顿，有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低咳了一声。
　　电话那头，李迪农的声音顿了一下，随即敏锐地问道：“嗯？春草，你那边……有人？是……吴昆？”

　　春草的心颤了一颤。她看着站在几步之外，显得有些局促的吴昆，沉默了两秒，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她只是对着话筒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将手机从耳边拿下来，屏幕朝外，递向吴昆的方向。
　　这个动作做得极其自然，却又石破天惊。吴昆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春草，又看看她手中的手机，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春草的手就那么举着，没有收回，目光平静地看着他，里面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挑剔，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

　　吴昆终于反应过来，几步上前，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才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还有些温热的手机，仿佛接过一件稀世珍宝。他将手机贴到耳边，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和恭敬：“喂……哦，迪农哥，是我，吴昆。”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春草听不清。她只看见吴昆的背脊下意识地挺直了些，脸上是认真聆听的神情，偶尔低声应着：“是……我明白……您放心……我会的……好，好。”

　　简单的几句话，不过十几秒。吴昆听完了，又低声说了句：“迪农哥，您们来吧，我和春草等着你们。”然后，他将手机递还给春草。
　　就在春草伸出手，指尖即将触到手机的那一刻，吴昆的手指没有松开。他的手掌温热，带着刚洗过衣服的微潮和一点点洗衣皂的干净气息，轻轻地覆上了春草冰凉的手背，将她的手指连同手机一起，包裹进掌心。
　　春草浑身一颤，却没有挣脱。

　　那温暖厚重的手掌，像一个迟来的锚，稳稳地定住了她漂泊无依的心。所有的挣扎、怨恨、愧疚、算计，在这一刻都被这真实的温度熨帖了，融化成一片滚烫的酸涩，直冲眼眶。
　　吴昆看着她，眼神里有小心翼翼的恳求，有失而复得的珍重，还有浓得化不开的心疼。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那样握着，用尽了他此刻全部的勇气和温柔。

　　春草的视线迅速模糊了。她低下头，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嘴，肩膀微微颤抖。大颗大颗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砸在雪白的被单上，洇开深色的湿痕。没有哭声，只有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气声。那眼泪里，有长久的委屈，有卸下重担的疲惫，有对自己隐瞒的愧悔，也有对眼前这个男人笨拙而执着的接纳。
　　吴昆看着那滚烫的泪珠，只觉得自己的心也被烫穿了。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小心翼翼，什么不敢唐突。他松开握着她的手，手机轻轻落在被子上，几乎是有些慌急地在她床边坐下，伸出手臂，犹豫了只有一刹那，便带着一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力道和温柔，将她轻轻却又坚定地拢进了自己怀里。

　　春草的身体先是僵了一下，随即，那强撑了许久的堤坝彻底崩塌。她没有抗拒，反而像是终于找到了倚靠，将脸深深地埋进他的肩窝。压抑的抽泣变成了低低的呜咽，滚烫的泪水迅速濡湿了他肩头的衣料。她抬手，不是推开，而是紧紧地抓住了他后背的衣服，仿佛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浮木，又像是漂泊的船，终于系上了岸边的桩。
　　吴昆被她这全然的依靠和崩溃的泪水击中了。他先是浑身紧绷，手臂有些僵硬地环着她，怕弄疼她，更怕这只是一场易碎的梦。直到感受到她抓着自己衣服的力度，感受到怀里这具身躯那真实的颤抖和温热，他才像是终于确信了什么。他缓缓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里那颗悬了太久、痛了太久的心，终于沉沉地落回了实处，激起一片酸胀的温柔。

　　他低下头，下颌轻轻抵着她的发顶，手臂渐渐收拢，将她更安稳地圈在自己的气息里。他的手掌在她背上一下下地轻拍着，如同安抚婴孩，又像是无声的誓言。他的眼眶也红了，喉结剧烈地滚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将她抱得更紧了些，用自己的体温和心跳，去包裹她所有的委屈和泪水。
　　电话那头，李迪农似乎从这细微的声响和漫长的静默中明白了什么，没有催促，挂了。

　　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璀璨，透过窗户，温柔地笼罩着病房里这对相拥的身影。她在他怀中哭泣，仿佛要流尽过去所有独自吞咽的苦水；他拥抱着她，仿佛要借此填补所有缺席的时光和错失的守护。这一刻，没有言语，没有解释，只有泪水灼烫的湿意，衣料摩挲的窸窣，和两颗伤痕累累的心，在寂静中剧烈跳动、渐渐合拍的声响。
　　明天，合作社的人会来，生活会有新的忙碌。而有些冻结的河流，在这个冬夜，终于听到了冰层彻底碎裂的声响，那融化的春水，带着泪水的咸涩与相拥的温暖，缓慢而坚定地开始重新流淌，奔向一个或许依旧未知、但不再孤独的远方。

九日

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68)

　　合作社的五口池塘，在李建军那帮男人和迴水湾大多数年轻人的大力帮助下，三天时间全部干完。
　　这在迴水湾是一件从未有过的大事。老人们感慨：我们这迴水湾啊，今年被李迪农搞得特别热闹，一次是什么非遗，来了好几台大巴车，这次干塘，四邻八村的，一千多人呀！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团结了。
　　帮忙的年轻人们没有白费气力，但他们大多推辞了李迪农给的红包，说自己没下水，只是维持秩序或做些杂事，图个热闹罢了。李迪农只好请他们在合作社吃饭，好酒好菜款待一番。

　　真正下力气的是李建军那七个汉子。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水服，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喊着号子拉网，冬日的阳光照在他们冒汗的额头上，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雾。李迪龙兑现承诺，给他们每人每天二百元工资，外加一条塘里最大的鱼。
　　秀竹站在塘埂上，看着李建军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他的背影很熟悉，又很陌生。结婚十来年，她看过他无数个背影——下地干活的、出门打工的、哄孩子睡觉的。但就是从前两天起，这个背影里掺进了别的什么，像是塘水表面那层看不见的油膜，隔开了他们之间的温度。
　　“秀竹，账本拿来了。”王桂芬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

　　“好，去合作社吧。”
　　三个女人围着合作社那张木桌，计算器噼啪作响。秀竹的手指在账目上滑动，声音平静清晰：“桂芬姐，你核对鱼苗采购这笔。元菊婶，你算社员出工天数。”
　　她分配任务利落干脆，偶尔还能和周元菊说两句孩子的闲话，脸上甚至能挤出一点极淡的笑意。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笑意到不了眼底，像塘面结的那层薄冰，一碰就碎。

　　李建军的热情，她都看在眼里。他干塘时格外卖力，淤泥溅了满脸也顾不上擦；晚上回来，他会主动收拾灶屋，给孩子辅导作业，甚至笨手笨脚地试图做一顿饭——结婚这么多年，他下厨的次数屈指可数。
　　可她不为所动。
　　不是不想，是不能。那道裂痕已经在那里，她每看他一眼，耳边就响起他回来的第二个夜晚，两人亲密情动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张雅。
　　这个张雅像一根刺，深深扎进她婚姻的心脏。

　　白天，他们各忙各的，在合作社里还能维持基本的体面交流。但秀竹的目光从未主动落在他身上。当他不得不走近询问一些杂事时，她能看着他，眼神却像越过他看向身后的某处，平静无波，没有任何温度。那是一种彻底的工作式的疏离。
　　最煎熬的是夜晚。
　　从广东回来后的第三个晚上，秀竹从主卧里抱出一床被子，丢在客厅沙发上。
　　“你睡楼上吧。”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决。

　　李建军想说什么，却看见她已经转身回房，轻轻关上了门，紧接着滴嗒一声响。那是暗锁的声音，里面反锁了。那一声滴嗒声很轻，在他听来却像惊雷。
　　他抱着被子上楼，第一次觉得心里慌得厉害。楼上很冷，冬夜的寒气从瓦缝里渗进来。他铺好被子躺下，睁着眼睛看黑暗里模糊的房梁。
　　以往秀竹在时，哪怕两人各睡一边，也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息。深夜里秀竹会翻身，会把腿搭在他身上，他的手也好像安装了导航器，十分精准地覆盖在她的乳房上。那些细微的不经意的触碰，是婚姻里最真实的温度。
　　现在，只有冰冷的被褥和死寂的黑暗。

　　这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状态，持续到第四天傍晚。秀竹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走在前面，李建军在后面跟着，一家人从合作社回来。走到家门口，看见李建军的母亲正坐在门旁等。
　　老太太六十多了，眼睛却毒得很。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儿子蔫头耷脑，儿媳妇虽然照常招呼她，给她倒水端凳子，但那笑容达不到眼底，人也清减了一圈，眼底下有淡淡的青影。

　　吃饭时，秀竹依旧沉默，只低头小口吃饭，给婆婆夹菜也是安静无声。两个孩子感受到空气中的异样，也乖乖扒饭不说话。李建军试图找些话聊，说干塘的趣事，说合作社明年该怎么计划，但声音干巴巴的，没人接茬。
　　老太太放下碗，看看儿子，又看看儿媳，终于开口：“你俩这是唱哪出？当我老糊涂了，看不出来？建军，你是不是在外头挣了几个钱，回来给秀竹脸色看了？”

　　“妈，没有的事！”李建军急忙否认，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尖锐。
　　“没有？”老太太转向秀竹，语气软下来，“竹子，你跟我说，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妈给你做主。我们李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不能亏待媳妇，这是你爸经常说的。”

　　秀竹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掠过李建军瞬间紧张的脸——他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她对婆婆微微一笑，那笑容却带着说不出的疲惫：“妈，真没事。就是……最近合作社年底事多，累了。您别操心。”
　　她没有告状，甚至没有流露一丝怨恨。但这种体面的沉默，比哭诉更让老太太心惊。一个受了委屈会哭会闹的媳妇，至少情绪是鲜活的；而秀竹这种平静中带着克制、把所有情绪都压下去的沉默，让老太太想起了塘底那些被冻住的泥土——表面平整，底下却是坚硬的冰冷。
　　母亲狐疑的目光在李建军身上扫了几个来回，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不再追问。但临走时，她把李建军叫到屋外的桂花树下，低声训了好久。冬夜的桂花树依然枝叶青郁，在寒冷的暮色里静默地立着，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

　　“我和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不是让你学那些没良心的！”老太太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用力，“秀竹嫁到我们家十来年，给你生了两个孩子，里里外外操持得妥妥当当。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她的事，我第一个不答应！”
　　李建军低着头，脚尖碾着地上的枯叶：“妈，真没有……”
　　“有没有，你心里清楚！”老太太打断他，“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看不出来？两口子过日子，最怕的就是心里结了疙瘩。这疙瘩要是不解开，越缠越死，到最后想解都解不开了！”

九日

　　送走母亲，两个孩子去了小房间，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沉默再次沉重地落下，像冬夜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灶屋的灯是昏黄的，秀竹在洗碗，水流声哗哗地响，是这寂静里唯一的声响。
　　李建军鼓足勇气，对着她的背影说：“秀竹，我们……能不能谈谈？”
　　秀竹正在擦碗，闻言，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她将擦干的碗轻轻放进碗柜，才转过身，用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看着他：“谈什么？谈你怎么叫错名字？还是谈你跟她的事，是真是假？”

　　“我……”李建军语塞。所有准备好的说辞，在她清澈的目光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李建军，”秀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我现在不想谈。因为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累了，只想安安静静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合作社的事，家里的事，孩子的事，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至于别的……”
　　她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沉沉的暮色。远处的塘在夜色里泛着微光，像一块巨大的破碎镜子。

　　“算了吧。”她收回目光，“你睡你的楼上，我睡我的卧室。孩子还小，别在他们面前闹。合作社也需要人干活，这些才是正经事。”
　　她说完，端起洗碗盆，将水泼进门外沟里，然后转身走向灶屋，准备烧水给孩子洗脸洗脚。
　　李建军僵在原地，看着她被昏黄灯光拉长的孤单又倔强的背影。她的话像这冬夜的寒气，一丝丝渗进他的骨缝里。

　　他知道，秀竹说的“把日子过下去”，并不是原谅或和解，而是一种无奈中最现实的抉择。为了这个家表面的完整，为了孩子，也或许，是为了她辛苦经营、倾注了心血的合作社和迴水湾的生活。她不再把他当作情感上的依靠和伴侣，而是变成了一个需要共处、需要维持基本体面的“室友”，一个“孩子父亲”的角色。
　　可是，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在广东抱着张雅时，想的是家里的温暖；现在回到家，面对的却是冰冷的现实。他像是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哪个都不属于。

　　一股无名火突然窜上来——你他娘的凭什么？我不过是一时糊涂，不该喊张雅的名字，凭什么就被判了死刑？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单方面定了我的罪？依老子的脾气，一巴掌打你个半死！
　　但是，他忍住。他想着，只要我不承认——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你能翻了天？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李建军的声音带着几分急躁，像是在为自己壮胆，“秀竹，那天就是个口误，我喊错名字了，就这么简单。你非要往那方面想，我有什么办法？”

　　他往前走了两步，灶屋昏黄的灯光照着他半张脸，另一半隐在阴影里。他的语气渐渐强硬起来：“你总得讲道理吧？我在外头辛辛苦苦挣钱，回来还帮合作社干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因为一个名字，把我这些年的好全忘了？咱们十来年的夫妻情分，就这么不值钱？”
　　秀竹正在往锅里添水，听他这么一说，手里的水瓢顿了顿。灶膛里的火光照着她的侧脸，睫毛在脸颊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证据呢？”李建军见她没反应，声音又抬高了些，像是在说服自己，“你说我跟她有事，证据在哪里？就凭我一时冲动喊错一个名字？秀竹，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你宁愿信一个莫须有的猜想，也不信我这个人？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得信任？”
　　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白色的水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秀竹的脸。

　　她关掉火，用抹布垫着手端起锅，将热水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她转过身，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彻底的平静，平静得像塘面那层冻土。
　　“李建军，”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针一样扎人，“我要的证据，不是照片，不是录像，也不是谁的口供。”
　　她顿了顿，直视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亮得让他不敢直视。

　　“我要的证据，是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闪躲。是你在要死要活的时候，不会突然喊出别的女人的名字。”
　　“我要的证据，”她轻轻摇头，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苦涩，“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给了我的那些东西——是你手机总是不离身，洗澡都要带进浴室；是你在广东的后几个月来跟我说话越来越少越不耐烦的语气。”
　　“这些，够了吗？”

　　李建军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却发现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他想起自己回来后确实经常下意识地摸手机，生怕张雅会猝不及防地给他发信息或打电话。尽管，张雅说不会添堵。想起那次张雅食堂送餐时，他对秀竹的问话显得极不耐烦……
　　原来她都知道。却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拙劣的表演，像一个观众在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直到这一次，喊出张雅的名字。
　　秀竹看着他哑口无言的样子，嘴角的那份苦涩更深了些。
　　“你看，这就是证据。”她转回身，试了试水温，开始喊孩子洗脸，“不是我没有，是你不肯认。不过没关系，李建军，真的没关系了。从今往后，你认不认，都不重要了。”

　　她的声音淹没在喊孩子的声音里，轻得像叹息：
　　“我的心已经拿到证据了。法庭已经判了，只是还没告诉你而已。”
　　说完这一句，也就在这一刻，她眼前忽然闪过另一个画面。那是冬捕节的晚上庆功宴，李迪农请迴水湾的那些帮忙的年轻人喝酒，因高兴多喝了几杯，她把他扶进合作社里他的卧室。

　　本来是不该她去扶。她清楚李建军已经吃醋，但喝酒吃饭的人太多，李建军那帮男人们都聚在远一些的地方，叫叫嚷嚷，王桂芬和周元菊还有合作社的几位女员工都在忙着炒菜端菜，她当时正好送了一盘菜回到合作社门口的时候，发现李迪农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脚下踩了个空酒瓶，扑通一下，李迪农摔了个嘴啃泥。她慌忙放下盘子去扶，李迪农说：“我，我没醉，我是，太累了，累了……”

　　她把他扶进卧室。这是她第一次进李迪农的卧室。灯光下，这间单身男人的卧室不是想像中的凌乱，而是整理得干净整洁，床头柜上，阿莲年轻时的照片摆在那里，笑眯眯的。她扶着他躺下去，李迪农醉眼朦胧中抓住她的手：“阿莲……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二十……多年了……”
　　她的心被狠狠刺痛。在那一刻，一股混合着报复、自弃与隐秘渴望的洪流几乎将她淹没——如果我应了，如果我替代阿莲……
　　但当她看到李迪农眼角滑落的泪，看到他即使在醉梦中依然紧皱的眉头，她突然像被冰水浇透般清醒：有些位置，是替代不了的。有些等待，是连本人都无法背叛的信仰。

　　她轻轻抽出手，为他盖好被子，在床头放了杯水。
　　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她深深敬佩的男人，轻声说：“迪农哥，你要幸福啊。真希望你的阿莲，值得你这样的等待。”
　　这一次，什么都没发生。但秀竹彻底明白了，无论是作为被辜负者，还是可能成为的辜负者，情感的纯度一旦被玷污，便再无意义。你可以选择报复，可以选择将就，但那样得到的，已经不是爱情，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破碎。

　　第二天，李迪农隐约记得一些片段，惶恐地向她道歉。她只是淡淡一笑：“你喝多了，一直在说合作社明年要扩大养殖规模。”
　　你看，成年人的世界多可笑。我们都在演戏，都在用体面的谎言掩盖难堪的真相。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入戏太深，忘了自己在演；而有些人始终清醒，看着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心里却是一片荒凉。
　　此刻，李建军看着灶屋里秀竹弯着腰给孩子洗脸的背影，第一次感到彻底的茫然。她动作轻柔，声音温和，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她离他那么远，远得像资江河对岸的灯火，看得见，却触不到。

　　他想起了母亲的话——“这疙瘩要是不解开，越缠越死，到最后想解都解不开了。”
　　他真的还有机会解开这个疙瘩吗？还是说，从他脱口而出那个名字的那一刻起，从他抱着张雅的那一刻起，修补的资格，就已经永远失去了？
　　秀竹给孩子洗好脸，端着盆出去倒水。经过他身边时，没有停留，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她身上的女体气味很淡，是他熟悉了十来年的味道，此刻却陌生得像隔世。

　　灶膛里的火渐渐熄了，最后一点余烬泛着暗红的光，然后彻底暗下去。屋里冷了下来。
　　李建军站在原地，看着秀竹关上卧室的门，听着里面传来嘀嗒一声轻响……

九日

迴水湾的留守女人 (69)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迴水湾还笼罩在冬日的薄雾里。秀竹已经起床，在灶屋烧水、煮粥。
　　李建军在楼上辗转了一夜，听到动静便起身下楼。他站在楼梯口，看见秀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蒸汽从锅沿汩汩升起，模糊了她的轮廓，也模糊了那些曾经触手可及的温暖。
　　“早。”他装着轻松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有点干涩。

　　秀竹没有回头。听见那声问候时，她盛粥的指尖微微收紧，随即又松开。那声问候像投进深潭的石子，她听见了，但连涟漪都吝于给他。
　　她只轻轻“嗯”了一声，算作听见。然后，她盛出三碗粥——两个孩子的两碗盛得满满的，她自己的那碗只盛了一半。三碗粥，三个位置。她从坛子里夹出咸菜，分在两个小碟里，摆到孩子的位置前，动作不疾不徐，从头到尾，目光没往楼梯口的方向瞥过一眼。
　　李建军站在那儿，等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灶台上，第四只空碗冷冷地反着光，瓷面上的纹路像一道划不开的界限。
　　他明白了。这不是疏忽，是界限。她维持着这个家最低限度的运转——孩子有饭吃，她自己有饭吃。而他，是那个需要自行解决、需要重新证明自己配得上这张饭桌的人。

　　一股混合着愧疚与无力的酸楚涌上喉咙。“我去合作社吃。”他迈开脚步，转身走进那曾经属于他和秀竹的主卧，声音有点阴沉：“拿件外套。”
　　秀竹听出了他声音里的阴沉，但她没有回应。合作社哪里有早餐吃？大家都是在自已家里吃了才去。她知道，他也知道。但这与她无关了。她走到堂屋，轻轻拍着房门，将两个孩子叫醒，语气温声细语，像春日化冻的溪水，仿佛所有的柔和都只够覆盖这两个孩子。
　　合作社宽阔的地坪里已经热闹起来。王桂芬正和几个女工把爆米花糖和糖浆装箱，看到秀竹和李建军一前一后进来，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换上热络的笑脸：“秀竹来啦！都准备好了，两袋爆米花糖，两袋红薯糖浆，送到春草那里去。”
　　“今天去都梁城？”秀竹问。

　　“对。”桂芬笑嘻嘻的。老公石头回来后，她的脸都水嫩了不少，眼角眉梢都漾着藏不住的甜蜜。现在石头就在她身旁帮忙，撅着屁股撞了她一下。她嗔着抬起腿踢过去，没踢着，反倒被石头攥住了脚踝，两人相视一笑，眼底的浓情都快溢出来了。
　　一旁的周元菊戴着老花镜，一脸正经地清了清嗓子，开口时声音却压得低低的，刚好能让周围人都听见：“你们夫妻两个，昨晚还没撞够吗？大清早的又要撞？”

　　王桂芬的脸红了一红，伸手去捂周元菊的嘴：“元菊婶你乱说什么呀？”
　　“我没乱说。”周元菊拨开她的手，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了月牙，朝王桂芬挤了挤眼，继续说道，“昨晚十点多了，我那儿媳妇说想吃面条，家里没有了呀，我就去找秀竹要点，可秀竹两口子可能睡得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你房间还亮着小灯呢，就找你家去，结果呢……”
　　“结果什么？”旁边一位女工凑趣地问。

　　“还什么呢？”周元菊朝王桂芬看一眼，故意拖长了语调，“我走到她家门口，刚要开口喊，就听到桂芬像猫叫，什么……‘石头，你用力，对，再大力点，撞我，哎哟，对，就这样……撞得深。哎哟，我要死了……’”
　　那位女工捂着嘴笑岔了气，周围的人也跟着哄笑起来，王桂芬的脸更红了，跺着脚要打周元菊。
　　周元菊却不笑了，扶了扶老花镜，眼睛从镜片上方看过去，直直落在秀竹和建军身上：“倒是你们两口子，比桂芬两口子的年龄还小两岁呢，一点动静都没有。”

　　秀竹脸上的浅笑僵住了。那话像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她努力维持的平静。这种充满生机的甚至带点粗俗的夫妻玩笑，不是羞耻，而是生活里最平常的佐料，夫妻间最普通的烟火气，但此刻却让她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刺痛。她和建军之间，何止没有“动静”，连正常的对话都隔着厚厚的冰层。
　　她默然转身，假装去整理旁边已经装好的糖箱，指尖触及粗糙的布袋，粗糙的纤维蹭着皮肤，才觉出一丝实在的触感。就在这时，李迪农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张单子，远远地喊了一声：“秀竹！”

　　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喧闹的场面静下来。他快步走过来，顺手拿起秀竹手边的糖箱掂了掂，像是检查重量，又像是用这个动作，自然地隔开了围在一旁看热闹的人。这份不动声色的解围，像一阵风，轻轻吹散了秀竹心头那点莫名的狼狈。
　　“秀竹，建军，你们俩今天得一起去趟都梁城。”
　　秀竹抬起头，将心头翻涌的情绪压下去，平静地问：“送货？”
　　“对，送春草那批货，要得急。”李迪农顿了顿，走近两步，压低声音，“还有，我想顺道当面问问王律师……”
　　“王律师？”秀竹怔住了。

　　“哦，你不认识的。”他简要地告诉了秀竹，王律师陪着阿莲和哑女回广西的事。最后说：“我想给黄明辉办一个缓刑异地执行的事……阿莲在广西待着不是办法，我想让她来湖南。”
　　秀竹眼神动了动。她知道阿莲对李迪农意味着什么——那个让李迪农等了二十多年的女人，那个可以坐在他摩托车后座，毫无顾忌喊农哥的女人。

　　“好。”秀竹点头，“是该问问。”
　　李建军听说去县城，眼睛亮了亮，高兴地说：“我们那几个人，一起去看看吴昆。”说这话时，他下意识地看向秀竹，眼神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想借这个由头，和她多说两句话。
　　可是秀竹没理他。倒是旁边的周元菊看见了，眉头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