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活在恐惧中的“国师”

曹操说

一方面，他被中国人称为“国师”，电影导演中只此一人；但另一方面，他却被习批评“作品看不明白”。他也总说自己活在不安全感，甚至恐惧之中。他就是张艺谋，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亿万富豪。他在怕什么？夹着尾巴活下来。

1950年，张艺谋在西安出生。从小学开始，出身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因为张家的成分太扎眼了。张艺谋的爷爷是陕西林桐的大地主，家里非常有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个大院子，其实就是照着他们家老宅搭的，而且他们家比电影里的那个还大得多。爷爷读过燕京大学，当过县长；三个儿子全是黄埔毕业，后来都为国民党效力。大儿子去了台湾，二儿子早逝。张艺谋的父亲是老三，当过国民党军区官。

根据中共建政初期的说法，军需、军医之类的技术人员可以留用，所以中共建政后，他爸也得以在陕西财政厅和农林局工作过。他妈则在医院里当医生。看上去父母工作都不错，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张艺谋成了别人眼里可以随时欺负的那个人，以至于养成了谨慎、沉默的习惯，学会了所谓的夹着尾巴做人。

在学校时，为了让组织觉得自己有用，他每天在家里拼命练习画画、练写字。因为这样做，黑板报、写标语的时候他就能派上用场。多年后他说，当时实在是太害怕被抛弃了，所以他拼命练，进步特别快。等后面运动全面爆发，组织急需绘画主席像、会写大字报的人，张艺谋就被征用了。没多久，他成了学校里画主席像画得最好、字写得最漂亮的人，他终于从恐惧里找到了一点存在感。

初中毕业后，张艺谋被分配到陕西干线插队。去之前，他带的不是换洗衣服，而是一包颜料和画笔。进村第一天，他就连夜给村里每家每户的木门上都画上了主席像。 这一招让村里人都夸他能干、有觉悟。其实这不是即兴发挥，是他提前想了很久的办法。他当时认为，以他家的成分，如果不抢先一步，一定会被欺负、被安排干最累的活。他所有的努力都不是出于理想，而是为了活下去。事实证明，张艺谋当年那套抢先表忠的做法真的救了他，后来村里人确实对他不错，没让他吃太多苦。对他这种家庭成分的人来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插队的时候，张艺谋还收获了爱情。初中同学肖华跟他在同一个地方插队，一块下地干活。在那种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恋人。插队三年后，政策开始松动，张艺谋终于等来了人生第一次翻盘：进厂当工人。按说以他的家庭成分，再怎么好事也根本轮不到他，但他画画厉害、篮球打得好，这些能力对工厂来说是很有用的，所以他被咸阳棉纺八厂特招了进去，而肖华则去了旁边的石林八厂。1971年，两人离开农村，成了每月36块工资的正式工人。

然而，被特招进来不等于地位就高了。棉纺八厂600多号人，张艺谋是最末等的那一类。每次开会，领导会说“党员、团员、预备团员留下，其余的出去”，落到大的会议室，就他一个人站起来往外走。连个预备团员都进不去，他只能继续夹着尾巴做人，继续把精力投在画画和体育上，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厂里，他碰见了一批60年代从美院毕业的人。从那之后，他的人生轨迹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以前自学画画有基础，但不成体系；在这里，他第一次碰到了可以系统教他的人。他开始学习素描、水粉、油画、国画，进步飞快。由于画得越来越好，他最后还被调到了设计部。也就是在那里，张艺谋第一次摸到了相机，并一下子就迷上了。

1973年，他攒了一年多工资，加上卖血，咬牙花了186.6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当时，这是个天价，整个工厂都轰动了。张艺谋对这种被关注特别受用，从此彻底沉迷摄影。为了学好摄影，肖华从北京的亲戚那边借来了摄影教材给他。因为书要还，他没日没夜地抄笔记，整整抄了三年。每天上班前，他就背着相机在魏河边乱跑，找光线、找构图。由于胶卷太贵，他舍不得浪费，按快门前要观察半天。就这样一点点练成了按一次就够的精准构图能力。

慢慢地，他成了厂里的摄影高手。别人拍不好的，他拍出来就是好看。女工们尤其喜欢找他拍照。偏偏他人还低调，从不显摆，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有个敏感的出身。1975年，肖华被推荐去了四川交通大学读书，也就是所谓的公路兵学院。当年习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了清华大学。正常人都会觉得这是天大的机会，但张艺谋第一反应却是：他去了上海后会不会看不上我？因此，不太愿意女朋友去读大学。可见他那个时候的自卑和敏感是写在骨子里的。笑话为了让他安心，也主动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在看来是恋爱了，但在那个环境下，就是两个人紧紧抱住的安全感。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张艺谋只高兴了几分钟，马上就意识到，他已经27岁了，既超龄又出身不好，根本没资格考。这加上他只读过初中，文化水平太低，就算能考也考不上。他知道自己没机会只能闷着，但是心里还是痒。这时候，一个北京的画家朋友告诉他：“你摄影这么好，去考北电的摄影系，说不定能被特招。”这句话像是给他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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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开始拓关系找门路，想办法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北京去。正巧，笑话的表哥王立环在北京做记者，认识一个叫白学池的画家，白学池又认识文化部的人。在那个年代，关系就是这么层层转接的。张艺谋把几年来最得意的照片选了出来，做了一本印记。一层层转交，最后竟然到了文化部长黄振手里。黄振翻了一下印记，觉得这人真有才华，于是直接给北京电影学院打了电话，让把张艺谋招进来。就这样，张艺谋被破格录取。

笑话当年为了张艺谋放弃了上大学，这次张艺谋自己要去北京上大学，他就没有阻拦，反而大力支持，完全是把自己的未来压在了张艺谋身上。1978年9月，两人办了个简简单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了北电，张艺谋马上发现自己不仅落后，简直落后得离谱。同学们家里都有点背景，在那种特殊年代，看过的电影居然也有成百上千，而他连电影院都没去过几次。年纪最大、基础最差、出身最敏感，每一样都是短板。他只能拼命补课。

但张艺谋越学越有门道，他的优势也逐渐冒了出来。因为他是真喜欢摄影，而且摄影技术非常高明。就在他逐渐站稳脚跟时，大二暑假前一天，有人在学校里贴上了张大字报，上面说张艺谋是走后门进来的，要求学校处分他。这在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教务处把张艺谋叫去谈话，让他做好随时退学的准备。整个暑假他都不敢出门，就怕一封退学通知书寄到家里，让之前所有的努力全毁了。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曾这样说过：很丢脸，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反正以前也夹惯了。好在，直到暑假结束，他也没接到退学通知。

他鼓起勇气回学校上课，又过了一阵，学校给了最终决定：“你可以读完四年，我们会给你推荐信，但不给你毕业证。”换了别人可能就不干了，但张艺谋没有别的选择，也习惯了被压着。他知道，能留下已经不容易，于是他继续一路夹着尾巴，终于熬到了毕业那天。一举成名。一个人长期压着自己的脾气和性子，早晚会有爆发的一天。张艺谋身上其实就能看到这种积累后的反弹。

1982年，他从北电毕业，被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正赶上了中国电影要重新焕发活力的时期。刚进厂没多久，他和张军昭、肖峰、何群几个同届生，组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影组，拍了电影《一个和八个》。那个时候的张艺谋常年光着膀子，扛着自己那台心爱的、不得了的国产摄影机在片场来回穿梭。《一个和八个》上映后，因为镜头风格太新、构图太怪，在影圈炸开了锅。一直到现在，他都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

接下来，《黄土地》《大阅兵》这些片子让张艺谋拿了不少国内外的奖，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线摄影师。那些年，他不只是拍，还开始演戏。1985年，吴天明拍《老井》，让35岁的张艺谋来演男主角。谁都没想到，这部片后来获得金鸡、百花、东京电影节等奖项。张艺谋直接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的影帝。

拿了影帝后，他开始试图自己做导演。看中的项目就是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后来莫言回忆，说张艺谋第一次敲他宿舍门时，他正在写稿。一开门看见一个皮肤黑、衣着有点土的人，手里还拎着一只挤公交时挤破袋子的布鞋，看起来完全就是市场队长的那种气质。莫言当时觉得真挺实在的，所以简单聊了几句就把《红高粱》的改编权卖给了他，800块钱。吴天明一直看好张艺谋，说他只要定住一件事就肯定会干成，于是给他拨了5万块，让他去拍《红高粱》。剧本定了，钱有了，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为了找女主，张跑了好几天中戏，看了上百个姑娘。原本他选中的是石可，但当龚立走进面试房间那一刻，他就愣住了。这样一个女孩身上有股特别的劲儿，他当即决定就是她。

那年，龚立还在读大二。红高粱上映后大获成功，不光拿了中国第一座柏林金熊奖，那首姜文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成了北京街头最邪门的歌曲。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类电影节上拿大奖。所以在当时，张艺谋被直接贴上“为国争光”的标签，一举成名。走红的龚立。电影之外，红高粱也成了张艺谋和龚立感情的起点，直接把他压了多年的性子给点燃了。结果就是，他离开了妻子，成了外界口中的负心汉。

1978年，张艺谋和妻子结婚；1983年两人生了女儿张默。张艺谋在外打拼，妻子在家照顾家庭，原本日子也算平稳顺心。但1987年有一天，妻子在帮张艺谋洗衣服时，从兜里摸出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全是失恋，署名是龚立。信里有一句扎心的话：“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妻子看完整个人都懵了，她找张艺谋谈，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张艺谋竟然说：“她想换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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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立还有个男友小杨，不知道是谁，把她和张艺谋的事告诉了小杨。于是小杨一气之下到学校打了龚立一顿。没多久，小杨还给妻子打来了电话。小杨说：“我曾经问过张艺谋，你跟龚立做这种事，对得起你的爱人吗？”你猜张艺谋怎么说？他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只不过是插队时的误会。”对妻子来说，这是实打实地变成现实。

1988年，张艺谋拿奖的同一年，也结束了和妻子十年的婚姻，女儿归妻子抚养。张艺谋的确变了，他不仅离开了妻子，也彻底释放了压在骨子里多年的那股劲。他和龚立在一起，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本能。那个时候的张艺谋事业起飞，名气渐大，一旦遇到龚立这种光芒四射的人，他会心动一点都不意外。说白了，不是因为龚立独一无二，而是张艺谋终于有机会体验一种不用再夹着尾巴做人的生活。

他自己也在自传里说过一句话，很真实：目标会随着每个阶段的生存状态变化。插队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被组织认可、活下来；在工厂，他的目标是成为优秀的摄影师。成功之后，他的目标变成了精神满足。妻子当然不甘心，但两个人的节奏已经不一样了，一个拼命往前走，一个停在原地，迟早会分手。如果当年妻子没有放弃上大学、没有陪他一路牺牲，也许结局真会不同。

离婚一年后，张艺谋和龚立向外界公开了两人的恋情。那几年，龚立几乎是他的御用女主角，他们合作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电影一步步拿奖，张艺谋成了国际名导，龚立成了登上《时代周刊》的东方女星。两人的事业都在蒸蒸日上，但感情逐渐有了分歧。龚立找人算命，说要结婚，最好是在三十岁前。她回家试探张艺谋，想听到一句承诺，结果张艺谋却说，他没有想过结婚。龚立不死心，又请来二哥一起谈，还是不欢而散。于是，1995年，两人在拍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后正式分手。那年，张艺谋45岁，龚立30岁。第二年，龚立闪婚嫁给了一位新加坡富商。外界都猜测她多少带着点赌气的念头。

之后十年，两人再没有合作。直到2006年，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两人再度共事，张艺谋说龚立依然是他心里最好的演员。龚立却只是说，他比以前更客气了。

墙外拿奖，墙内骂。红高粱上映以后，名气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它成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走了出去。电影一拿奖，国内观众也开始追着看。有的地方票价从一块钱直接涨到了十块。西影厂光是票房分成就收了四百多万，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这部片子直接把第五代导演送上了神坛，让中国电影找了一个新路子：先去国外拿大奖，再回来国内收票房。但奖杯拿得越多，麻烦也越多。

红高粱刚在国际上赢得掌声，国内却被中国电报点名批评，说它丑化糟蹋中国人。其实这也不奇怪，张艺谋之前当摄影的时候，拍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人骂说没跟上时代步伐，把中国拍得又穷又落后。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拿了威尼斯银狮奖，又再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国外一片赞美，国内却继续有人骂，说他为了讨好外国人，靠丑化中国换奖杯。

一直到1992年，《秋菊打官司》拿下威尼斯金狮奖，龚立也获得影后。这一次官方站出来，在人民大会堂给他们开庆功。后来正是李铁印委员亲自出面，对这部片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张艺谋终于松了口气，总算不是国外夸、国内骂的局面了。

1994年，张艺谋拍了《活着》。这部片子也被公认为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没有之一。《活着》在国外爆火，大奖拿得手软，葛优也凭这部电影拿了戛纳影帝。电影改编自余华的小说，不过张艺谋拍的时候小说还没有正式出版。只是，〈活着〉的题材在中国非常敏感，影片跨度40年，通过一家人的命运起伏，讲述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巨变和文革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展现了极权之下，百姓只能任体制宰割的残酷现实。因此，这部电影看完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毫不意外，这部片在国内直接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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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复杂的是，影片在国内被禁的情况下被送去了戛纳参赛，并且拿到了一堆大奖，轰动世界。于是，张艺谋得到了更严重的处罚。接下来两年，他都不能用外资拍电影，甚至差一点被直接禁拍。但也正因为《活着》，张艺谋在电影界的地位彻底稳了，无论官方怎么看，电影圈和国际上已经认定他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说实话，张艺谋出事只是时间问题，那几年他一直踩在钢丝绳上。1989年6月发生的时候，决斗快拍完了，张艺谋整晚没睡，他和剧组看到的是真实的镇压现场：倒在血泊里的学生、燃烧着的公交车、混乱的街道。后来，他把决斗的结尾改成了一场大火。当年的剧组成员回忆说，那就是我们的心情，那就是六四。也因为这样，张艺谋的电影在官方眼里越来越远。不仅《活着》被禁，他的前几部作品《决斗》、《大红灯笼高高挂》，全都在国外拿到大奖，却在国内被打回原形，在初期都被禁过。这就是张艺谋在90年代初期的处境：在国外当大师，国内像犯了事的人一样。

谈到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大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只是，中国导演的代际故事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呢？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改革开放路线确定，中国人的心气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有人试图建立谱系，定义中国导演的血缘关系。按北电学者杨延英的说法，第一代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创中国电影的郑振秋、张时川等人。第二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社会写实风格的蔡祖森、孙渝等人。第三代是社会主义语境的电影人。第四代是在文革后探索新的电影语言。第五代是用影像讲民主预言。第六代则把镜头对准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底层人。而且，从第三代开始，北京电影学院成了这套体系的核心。

八十年代是文化热的时代，知识分子重新站上舞台，开始反思历史，追问中国是什么。《黄土地》《红高粱》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出现的。这两部电影先后在国际影展获奖，把当时还不太被世界关注的中国电影一下子推上了国际舞台。于是，中国影评界算是给这群导演贴上了第五代的标签。这批八十年代进北电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自然就被放到了时代的镜子里。

跟我们距离比较近的就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的成长背景和第五代完全不同。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北电，九十年代初开始拍片。当时市场大潮来袭，国有片厂式微，导演们有编制但没有资源，想拍片全靠自己凑钱。同时，城市正在高速发展，他们的镜头自然落在了城市边缘的年轻人、小人物和弱势群体身上。张元、王小帅、娄烨、贾樟柯就是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第六代导演。

只是，第五代和第六代一起撞上了审查高墙。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审查最严的时候，第五代和第六代都在这段时间留下了暗底。第五代撞的墙最硬，张艺谋的《活着》被禁都不算啥，田壮壮的《蓝风筝》让他被罚十年不能拍片，这才叫狠。当然，第六代也不好过，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不能在国内上映。比如张元的《北京杂种》《东宫西宫》，王小帅的《东村的日子》，娄烨的《苏州河》，贾樟柯的《小五》《站台》。

但电影不能在影院播不代表没有观众。九十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附近，小型咖啡馆和酒吧成了地下放映厅。导演们自己提着胶片，到现场给大学生放映后对谈。这是一种奇怪又热闹的时代景观。国师的诞生没有哪一个导演愿意自己的作品被封掉，张艺谋当然也一样。后来他在采访里说，《活着》一直上不了映，对他打击非常大。那一刻他意识到，再去碰敏感题材，代价可能不是一部电影，而是整个人的前途。

2002年，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张艺谋正好参加一档节目。主持人问他，你自己觉得哪部是你拍的最好的？他几乎没有犹豫，说《活着》。他觉得这部当年只是拍了个余华原著的一部分，真正最精彩的那一段他根本没敢拍。主持人追问：“那你怎么不继续拍，比如续作？”张艺谋笑了一下，说：“要说我只拍《活着》，我可能活不下去。”事实上，从《活着》被禁后，张艺谋就开始决定轻易不碰敏感题材。下一部电影，他选了八间儿子李小的小说邦规，和政治一点关系没有，背景也隔着时代很远。后来改名瑶瑶瑶瑶到外婆桥，彻底的黑帮片。跟《活着》是两条路。电影上映后，大家普遍觉得不太行，但基本没人骂他，因为《活着》已经把他的地位定得非常稳，大家多少有点理解他不敢再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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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宽容一直延续到了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为了把走失的学生找回来，一路跑到大城市去求助，最后学生找到了，电视台还派车把他们送回了村，社会各界捐了一卡车学习用品。张艺谋在片尾用字幕写了这个好结局。有人觉得太理想化，甚至有点粉饰现实现实比电影残忍得多。十多年后，全国有45万代课老师被清退。

电影拍出来后，张艺谋还是按照惯例把片子送到了戛纳参展。那年他其实送了两部，一部是《一个都不能少》，另一部是《我的父亲母亲》。没想到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说他喜欢《我的父亲母亲》，但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能放弃参赛，理由是“他像是在帮政府做宣传”。这话气得张艺谋直接发了一封公开信。在信里，他宣布两部电影全部撤出戛纳，包括雅各布很喜欢的那部。信里他说，西方人看中国电影总是只有两种分类方式：不是反政府就是替政府宣传，这种看法太简单也太武断。张艺谋显然是有点老羞成怒了。

不过这次跟戛纳闹翻，居然国内官方站到了他那边。他的公开信被央视报道，官方媒体也评论说张艺谋这是对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的正面回击。特别是《一个都不能少》在宣传打击盗版时，得到了国家版权局的红头文件保护——这是国产片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这个动作显然已经说明官方在给张艺谋这部片子撑腰。公开信事件之后，张艺谋把两部电影从戛纳撤回，转头送去了威尼斯和柏林，结果成绩都很好。一个都不能少拿下了威尼斯金狮。我的父亲母亲拿到了柏林。英雄当年他站在威尼斯领奖现场还挺硬气地说：“外国人总喜欢用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偏差。”

只是在我看来，公开信事件恐怕正是张艺谋想要的：跟国外闹点矛盾，国内反而更安全。雅各布根本看不懂那封公开信，那封信主要就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张艺谋想把自己这些年背在身上的骂名洗干净：什么丑化中国、讨好西方评委统统甩掉。正如洪晃后来评价说，他写这封公开信大概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戏。没有这部，他怎么可能接到那么多政府项目，怎么可能导演奥运开幕式。换句话说，那次事件是他彻底从艺术电影导演转向国家项目导演的分水岭。

后来大家看他的轨迹就很明确了：1998年他把歌剧《图兰朵》搬进了故宫；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总导演；2009年，国庆60周年大典总导演；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从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国师”。不过成了“国师”也不代表他就可以刀枪不入。

2019年，他拍的文革题材新片《一秒钟》原本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结果临上映前，官方把这部片子卡下来了，不让放。理由不用讲，文革在中国就是个禁区，碰一点都得小心。这部片子拖了一年多，直到2020年年底才在国内上映。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不满，很多人在问：“连张艺谋都撑不住了吗？”

的确，十多年前中国还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多少还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表达空间会越来越宽。但2012年以后，趋势完全反了过来：控制更严，敏感词更多，互联网媒体、艺术创作全都被收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能理解一件事：为什么连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曾经替国家包装形象、拿过无数国际大奖，也再次被收回去、被拽着走。

张艺谋其实从来不是自由的，只是以前的绳子长一点，现在拽得更紧了。所以大家会看到张艺谋这些年一直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既想保持国际影响力，又想顺利通过国内审查。但现实很简单，这两条路线很难同时成立。因为你一旦把作品里的思想、历史、现实都抽空了，那在国际市场根本站不住脚。